吴宏达说，他在1957年大学2年级时被打成右派，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由两名共青团员监视。1960年他23岁时，被判无期徒刑送去劳改。他在19年劳改生涯中换了12个劳改队。
吴宏达的父亲原先在银行工作，也被打成右派。母亲1960年得知吴宏达被劳改后自杀。小弟弟1968年为了与家庭划清界限，到贵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因为被怀疑侮辱“毛主席像”，被打得神经失常，并在1980年被北京警察打死。（阅读更多，请点击这里）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劳改纪念馆举办一场特别展览，介绍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遭受中国当局的劳改迫害。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也到场参加开幕仪式。热比娅表示，希望这个展览能够有助于加深维、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了解。（阅读更多，请点击这里）
我很荣幸受到国会人权委员会的邀请，为中国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作证。在此，我向委员会对中国人权的不懈关注表示感谢。
1998年，2001年和2004年，我和其他证人一起曾就这个问题在国会作证。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听证会的影响力并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中国的强制性一胎化政策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政策导致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全国各地仍然普遍存在。（阅读更多，请点击这里）
61届的法兰克福书展10月18日闭幕，这是一场跨越地域、语言和文化界线的精神盛宴，让自由的思想、神奇的文字语言和奔腾飞跃的想象力互相冲撞、激励， 结出丰硕的智慧果实。由于因缘际会，除了主宾国的中国官方展馆、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大展馆外，另外一些出版中文图书的小组织如劳改基金会、独立中文笔会 （“挂靠、寄生”在德国笔会上）、大纪元时报也都设有摊位，并展出自己出版的书籍，积极地参与了这个国际文化节。“感谢”书展前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戴 晴、贝岭先被拒，后来中方代表退场， 廖亦武被禁出国等等，这些愚蠢的官方行为替这些小的“异类组织”打开了活动的空间，为他们招徕了公众界的注意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中国政府注定老要犯 错误，他们一犯错，事实上就为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加砖添瓦了，这也可算是主宾国的“另类”贡献吧。（阅读更多，请点击这里）
这几天，劳改基金会的摊位吸引了不少参观者，有西方人，也有不少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他们被挂在墙上的巨幅关于劳改问题和死刑枪毙人的图像吸引了。摆在书架 上的政治犯系列《黑色文库》更是让不少中文读者驻足翻阅。还有基金会新出版的《劳改》画册，里面的残酷图像令观者震惊，纷纷提出问题。对于懂汉语的西方 人，这个课题并不陌生，反倒是青年一代的中国“愤青”很不以为然，觉得展出这样的家丑，很不妥当。（阅读更多，请点击这里）
人权活动家吴弘达提出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黑色文库》，目前已经出版了28本政治犯的自传，里面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许许多多的政权受害者的个人记忆，这是 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他也讲了自己家庭的悲剧，作为右派他在劳改营中被关押了19年，母亲自杀，弟弟文革中被打死，父亲郁郁而终，这样的故事在很多同代的中 国人身上发生。他还说了一个五十年代中期的故事，那一年有那么几天，全国几亿人停产停工，只干一件事：“打麻雀”，除害虫。当时有个同学问：“我们国家干 净了，但是如果有麻雀从缅甸飞进来怎么办？”结果此人为此被打成右派，发放劳改。这一切都只是个人的记忆还是社会集体的记忆？（阅读更多，请点击这里）
在6号馆中国馆的楼上，劳改基金会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摊位，在两平方米的面积上，几排书架陈列了基金会的政治犯系列《黑色文库》的二十几本书，和其他的出版 物，另外还有吴弘达先生作品的各种语言的译本，其中包括他最新一本德译自传《暗夜雷声》。几张巨大的海报上的标题“今日中国的人权----劳改”“言论自 由是基本人权”都十分醒目。特别是配合了中英文说明的巨幅枪决的照片格外抢眼。一字排开的黑色书籍吸引了不少中文读者，他们从书架上拿下廖亦武的《中国冤 案录》和《最后的地主》翻看， 又拿下有作者照片为封面的英文和德文书籍， 并指着吴先生说，这就是作者吗？ “是啊，就是我，19年的劳改犯哪。”吴弘达说。（阅读更多请点击这里）
法兰克福第61届的书展于10月13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出版界和文学界人士对于在开幕式上的几位发言人的讲话都印象深刻。首先令人 感到很新鲜的是，这里不讲究“排座次”，开幕式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的主席贺内菲尔德教授（G.Honnefelder），他举出有60 年传统的书展，虽然经过第三帝国时期的摧残，但是“言论自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人权”的事实并未改变。他并提出书展前两位中国作家（戴晴、贝岭）一度被 取消了邀请是很不应该的。这时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只有加起来约300多位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和工作人员面无表情，也无反应。（阅读更多请点击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