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科院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的李楯在《瞭望》上发表了一篇好文章，"维权才能维稳"。李楯认为，改"劳动教养"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立法至今未能完成，只要原因不在于立法的程序难度和执行的过程难度，而在于是否把人（特别是犯人）的权利认可、尊重、保护放在第一位。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独有的制度。1956年1月10日，中共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布，其适用于"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1979年12月5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这一时期，该制度作为一项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存在。1980年代以后，劳教作为社会管治手段发挥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1982年1月21日，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此后，劳动教养对象不断被扩大。1986年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中，都对劳动教养对象范围作了扩大。与此同时，其他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市区、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门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也在不同程度上扩大劳动教养对象。但也由此引发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人们对劳教制度的批评集中在其"未经审判便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上。
李楯教授是研究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专家，无论是在他研究的艾滋病领域还是戒毒等问题，他都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是不能被忽视、被操控的。他认为，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废除"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根本所在。李楯教授谈到，原有的劳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那时对劳教份子"强制"，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根本就不认可有"个人自由"，不认可有相对政府管辖领域的私领域存在。
然而，李楯教授还是太过客气了，确切地说，这不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的问题，而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党为本"的问题。因为共产党代表不了中国，他也代表不了人民，共产党只代表他们自己。此外，对"劳教"问题的探讨只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真正涉及到更严重的侵犯和剥夺人权的"劳改"话题，还远远不能被列入到"讨论"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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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15-16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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