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一种形式的国体取代了中华民国。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将中华民国描述位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国。最近的美国学者开始探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大汉族主义的本质。但遗憾的是，很多学者对中华民国的国民权／公民权／族群权缺乏探讨，甚至鲜有人分析中华民国的“民”所蕴含的对中国公民／国民的深层法律界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以一个具有阶级身份的“人民”称谓国家。所以不难理解，解放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主要人物是斗争“非人民”－从中华民国的遗老遗少到中国人民共各国的知识分子等。

   改革开放后，“人民”的敌人被消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像失去了专政和斗争的对象。然而，西藏人民的持续抗争，新疆人民的揭竿而起，朝鲜人民的蠢蠢欲动等不一而足地暗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60周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对象居然是其他民族的人民。这说明了两个问题：1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的，不是藏族人民的，也不是维吾尔族人民的。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民族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新形式和体现，是中华人民统治阶级和被中华人民统治之间的斗争。

      当新的阶级斗争在中国燎原的时候，中国学术界／政治界／政策圈内发言的不是法律专家，主要的发言人也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伪装成人文主义的民族学家、反恐专家、政客的御用文人开始依赖翻译过来的生疏的词汇将这些阶级斗争定位为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中华人民似曾相识的政治高帽。尤其是在以项目经费作为研究动力的中国“学术”界，大家争先恐后地比先进，比极端，比项目，比镜头。在这种环境中，一个连藏文都没有见过的李姓北京汉族学者可以成为藏学权威，一个从事古汉语教学的华姓南京教授就可以操刀新疆的“机密”研究；一个连美国维吾尔社区都没有见过的潘姓研究员就敢声言“华盛顿地区有一千多维吾尔恐怖份子。”当然，我们也不能苛刻当代中国学者和学术，毕竟，连北大的“人类学”教授都可以通抄国外书本，更何况那些出生工农兵的边缘学者。

      其实，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人民的学术史，就可以知道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华人民的学者或汉族学者就一直在鼓吹抹了糊糊的“中华民族”论。从费孝通先生开始，几千学者出版了上万著述，从多个角度论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性和必然性。当然，作为民族或文化研究而言，这些都无可厚非，毕竟任何民族都存在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一个以阶级主体——“人民”——统治的（而不是公民或国民）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蛆蛆碰到腐肉，开始以文化的论述强化汉人对非汉族的阶级。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成为“中华人民”或汉人的国家，汉族便成为国家，党国便成为（汉）族党国。这样的结果就是：政治和行政上，汉族党委书记永远是第一把手；在文化上，汉族文化就是国家文化（各种各样的汉文化节假日，赤裸裸的汉文化崇拜——无论是祭祖还是其他仪式）。汉族文化国家化的最能表现在省委书记参加的这些汉族宗教仪式。相反，少数民族干部，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连本民族的正常宗教节日都不能公开庆祝。在一个（汉）党族国，在面对强大的政治压迫和文化压迫时，所谓的宪法和法律都无动于衷。非汉民族人民连正常办理护照的权利都被各级汉人政府取消了。所以，今天发生在中国的这些斗争和抗争仍然时中国近代史上阶级斗争的延续。只不过，这次的斗争更隐秘，持久，激烈。因为在信息和技术共享的时候，没有一个弱小民族或阶级是可以被任意欺凌的。毕竟，“不对称战争”的优势不在于强势集团或统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