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杨支柱——为穷人的生育权辩护(文,Diana)

 

日前,杨支柱在博客里发文表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赞成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不满仅仅在于这一政策让部分农民(第一胎是女孩的)生两个而只让城里人生一个。他们主张“低素质的农民应该少生、不生,高素质的城里人可以多生”。

让中共官员在全世界成为过街老鼠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本周三,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访问英国伦敦,遭到了藏族、维族人权人士领衔组织的抗议,李斌匆匆取消了拜会位于伦敦的一个国际组织的行程,过街老鼠般仓皇而去。
这则消息十分令人振奋。不仅仅是因为抗议有果,李斌知耻而退,更是因为海外的人权组织开始从关注中共的高层领导,转移到更具体的责任人。
长期以来,中国的高层领导出访一直是海外人权团体的关注对象,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高层出访的次数有限,海外人权团体表达抗议的机会相应也比较稀少。而且,近些年来,中共对高层出访周密安排,通过操控海外侨团组织了大规模迎送活动和反抗议活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权团体的抗议效果。
相比而言,中共的省部级官员出访较多,反抗议保护较为松懈,在频度和效果上,都为海外人权团体组织抗议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次抗议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访伦敦的活动证明,只要能抓住时机,认真安排,抗议效果和影响力不一定亚于抗议胡锦涛、温家宝这些高层官员。
对于中国人权不彰的种种乱象胡锦涛、温家宝等高层官员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各部委、各省区的官员也难辞其咎,有的甚至是更直接的责任人。海外人权团体既然致力促进中国人权,这些省部级官员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抗议的对象。

说说准生证的收费(文 Diana)

 

      中国法律规定,办准生证(生育证)是不收费用的。这一点不但在各地方的计划生育网站上可以看到,而且在相关的文献法规上也可以查到。但在实际执行中,各地的计生办都要收费,这个收费叫得巧,一般叫做“押金”。至于收费的标准,往往是由当地政府制定的,内地城市从100元至几百元不等,沿海发达地区收费较高,九十年代中旬,深圳市平均每个准生证收取押金已达1000元。农村地区便宜一些,几十块钱。据说此后每年还在涨价。

 

计划生育政策初期的一个生活侧影(文 Diana)

 

      记忆中的计划生育政策好像是在1970年代末实施的,当时我的父母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那时,国企有一项很重要的福利制度是给职工分房,但是福利住房数量有限,大家往往为了分房而争破头皮。

 

 

计划生育政策下丑恶的人性(作者:啄木鸟)

当我们对一个人作出评价的时候,使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善良 ”,如“某某为人正直、善良”“某某很善良”等等,当我们说到自己的时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是个善良的人”。似乎善良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个观点也可从我们的古训中得到印证,所谓:“人之初,性本善”

和谐社会岂能漠视数千万政策性光棍?(作者:杨莉藜)

日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召开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发布会。该书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婚男性将过剩2400万。这个数字,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研究成果,早在2006年,中国人口计生委就发布了相同的数据。人口计生委是一胎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数字不用说是十分保守的。国外的研究机构和国内的非官方学者给出的数字有五千万、四千万、三千七百万等,均高于2400万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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