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初期的一个生活侧影（文 Diana）
记忆中的计划生育政策好像是在1970年代末实施的，当时我的父母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那时，国企有一项很重要的福利制度是给职工分房，但是福利住房数量有限，大家往往为了分房而争破头皮。
大概是在1979年末，我们居住的家属楼附近开始动工建楼，地基打好后，只盖了一层楼就停工了。不知什么缘故，停工了一年多，那些等待分房的人都很着急。不久，有传言说，上边对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了，厂领导决定改变分房对象，把这栋楼优先分给计划生育先进分子。这样，原来有些有条件分到这栋楼的人就失去了分房的机会，他们听后十分不满，纷纷找领导论理。职工给这栋富有争议的楼起名叫“红眼楼”。
“红眼楼”惹来的争议似乎不大好解决，因为有相当多的妇女争先恐后地向组织发誓坚决只生一个孩子，并且签署了相关协议，所以“红眼楼”的分配指标马上被抢光了。不到半年，“红眼楼”附近又开始兴土动工，加盖一栋楼，这栋楼的地基还没打好，名字已经被职工取好了，叫“一刀楼”。“一刀楼”是专门奖励那些带头做计划生育的男职工的，也许是愿意主动做绝育手术的男职工太少，申请“一刀楼”的住户并不很多。我记得邻居家里蜗居了十几口人，那家里有位已婚的大姐携夫带女挤在父母家里，大姐逼着他丈夫响应我党号召，去“切一刀”，以便搬离四世同堂的拥挤家庭，有个自己的小天地。然而他丈夫死活不去做手术，那大姐便跨到我家来高声大气地问我做医生的母亲：到底她的丈夫被切一刀以后会不会阳痿？母亲很警惕地看着一旁假装写作业的我，耐心地给她做解释，我在忐忑好奇的偷听中第一次有机会接受到正面的性教育。
事后，那位大姐义正言辞地向我党表示，只要现在的一个女儿就够了，绝不再生！她的丈夫最终没有拗过凶悍的老婆，在女人风卷残云的怒吼中终结了男性的生育权力。从此，他们幸福地搬进了“一刀楼”；从此，女人满面红光，男人更加寡言少语；从此，那男人便多了一个雅号——“兰花指”。
“红眼楼”重建前夕的一天，我们一帮淘孩子在又脏又破蜿蜒几十米的一楼玩捉迷藏，我扶着潮湿的砖瓦弓着身子悄悄地行进，突然发现前方远处拐角的地方正躲着一对男女，他们身子缠在一起，正在接吻，吓破了胆的我顾不上玩儿了，赶紧叫来伙伴隔着砖缝偷看，不知谁弄出了动静，那一对赶紧站起来跑了。我们讨论一番，一致认定这对狗男女的下作行为正是资产阶级的新动向，于是决定集体向厂部保卫科汇报。
不久，军代表女儿的这桩绯闻就传得家喻户晓，几年前军代表爱搞女人的事情也被一同端出。有人说，军代表身上居然有股花露水的味道，那个味道只能是那个买得到花露水的上海女教师才有的，那个女教师不但抹花露水，她还穿皮鞋，她还敢把刘海烫了，她还有本事把蔫巴巴的老公从上海郊区调过来，最令人气愤的是，她竟然分到了“红眼楼”，她不是靠跟军代表睡觉又是靠什么本事呢？花边新闻给寂寞压抑的职工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和想象力，就连我们小孩子吃饭时想起“红眼楼”的英勇行动，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1986年，我大学暑假回家探望父母，路上偶遇“兰花指”，他身边跟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伸出兰花指向我介绍身边的孩子：“这是我儿子……”我诧异良久——那时候大陆已经开始有假货了，但不曾想“切一刀”也可以是假的，也或许是我母亲早就料到我在偷听，告诉那大姐的节育知识都是假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慢慢走向成年。（作者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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