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杨支柱——为穷人的生育权辩护（文，Diana）
日前，杨支柱在博客里发文表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赞成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不满仅仅在于这一政策让部分农民（第一胎是女孩的）生两个而只让城里人生一个。他们主张“低素质的农民应该少生、不生，高素质的城里人可以多生”。
杨支柱的说法可能有一定的依据，也可能没有，博客是散装啤酒，不必刻意讲究包装和标签。不过，据我所知，鲜有知识分子敢于公开表达“农民素质低，应该少生，而高素质的城里人可以多生”这样的歧视，但他们心里是否有这种想法，或者他们在私下是否做过这样的表达呢?我相信是有的。作为高智商的知识分子，其清高的理由之一就是自己长着与众不同的聪明大脑，有个好基因，不少人也会认为“优生”合理（其实不仅是知识分子，很多官僚也有类似的观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提出新加坡应该搞“优生学”，他以新加坡的家长身份鼓励男大学生须娶女大学生，鼓励“好种”多生育高资质的后代，并以优惠政策实践这一主张。结果到了1997年，新加坡男女大学生的婚配率高达63%，比1982年的 37% 高了许多。这说明，“龙配风、鱼找鱼，虾找虾”的理论在亚洲文化里还是有相当市场的。
但是，就算作为“高智商”的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有理由多生，也绝不意味着“低素质”的农民就不可以多生，因为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力，就像吃饭穿衣一样，你吃你的山珍海味，我吃我的粗茶淡饭，你没有权力不让我吃饭、不让我吃饱。再说，山珍海味未必就比粗茶淡饭健康，穷人的孩子不一定就比富人家的孩子差。杨支柱说了，穷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养孩子不会导致整体人口质量降低。连植物都不是施肥越多长得越好，各种指标丰富得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人性和人口质量怎么可能简单地跟家庭人均财富单线挂钩？只要父母健在，兄弟和睦，温饱还能维持，政府又能真正落实义务教育，适当的艰苦对孩子成长并不是坏事。
老杨还说，适当早生孩子、多生孩子，自古以来就是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几乎唯一的和平手段。穷人能享用的医疗、看护资源少，如果古代的穷人只生两个孩子，就很容易断子绝孙，更不要说翻身了。如果今天的穷人只养一个孩子，书本知识和才艺方面肯定竞争不过富人，又不能通过兄弟姐妹相处学会合作和竞争，穷独生子也无法在跟富独生子的竞争中胜出。一旦孩子成年后意外死亡，穷人也没财力拥有试管婴儿。相反，如果穷人养三、五个孩子，从中冒出一个智力或体力上特别优秀者的概率显著增加。而冒出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或奥运冠军，在经济上、机会上提携一下他的兄弟姐妹，这个家庭也就翻身了。所谓少生快速，对穷人来说完全是梦呓——嘻嘻。
古今中外穷人妇女生孩子的平均数量都多于富人妇女，其道理正如穷国的生育率高于富国，是一种很普遍的生育逻辑和现象，这并没有妨碍人类社会物质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从理论上来说，每个孩子一生对个国家的贡献基本都要大于他幼年和晚年所享受的照顾。有些生育专家认为，适当的生育规模还能降低抚养每个孩子的单位成本，独生子女养育模式是对家庭财富和父母养育经验的最大浪费。
三十年强制的一胎化政策使中国大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人口结构危机即将爆发。男大女小的婚姻传统，使得不断下降的新生人口进一步恶化高性别比对婚配的影响，只有尽快停止强制计划生育，才能解决二十年后高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才能阻止出生中的性别选择。而不断增加的新生人口可以缓解高性别比对婚配的影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是不是愿意投入更多的财富支持穷人和穷人的孩子，怎么样提高人口素质，不是在出口堵住他们，而是在养育过程中给予更多的人性的扶助和实施最合理的教育。中国政府不是号称最有钱吗？但中国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多少呢？在全世界一直是倒着数的，羞愧呀！
最后一句话，全国有多少富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能生出多少孩子？即使他们都生出来质量高的后代，对于缓解中国人口结构危机也只是杯水车薪。
适合打印的版本
PDF version回复
Feb 15-16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