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是中國的現實狀況，無論中國GDP的發展有多麼快多麼高，這些指標背後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問題都是遮掩不住的。近年來，中國民眾對於權利和財富的不斷被侵蝕無不感到懮慮和無助。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懮慮和無助感不僅在社會階層較低的農民中反映普遍，而且在社會結構中位於上層的民營企業和包括外資在內的商業財團亦感到焦慮，因為，中共的政治權力可以觸及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此外，經濟領域亦成為中共政治權利瓜分、競爭和鬥爭的新場域。下文轉自《時代週報》記者張今年中共『兩會』期間就此問題對專家學者所做的采訪報道。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  
最嚴重的非經濟後果是破壞政府權力跟民間權利間的平衡點，讓權力掌握更多可以任意支配的財富資源，繼而使權力毫無顧忌地擴張；與此同時，這必然意味著，民間老百姓伸張自己權利的經濟基礎會越來越弱，迫使權利退讓、萎縮。在國富即政府富但民眾的生活卻沒國家上昇快的情況下，老百姓只會被迫更加依賴政府纔能生存，只好更加有求於政府纔能過日子，民間的權利就更沒有經濟底氣。國進民退從本質上是強化國富但弱化國民收入的局面，難以保證憲政法治所必要的民間經濟基礎。這些年，隨著政府收入、政府財富的快速增長，地方政府的各權力部門明顯更加傲慢。  
最好是將剩下的國有資產、國企股權都注入一些『國民權益基金』，這樣，要求各國企每年將利潤分紅，都分配給國民權益基金的股東即全國公民。這樣做一方面能減少國進民退的資本支持，因為在目前的國企制度下，國企利潤不需要分紅，而是變成了國進民退的具體資本。另一方面讓老百姓直接分享到國企的利潤和資產陞值，把中國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更多地還給老百姓，增加國民的財產性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結構，促進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說，法律要保護平等競爭的一個格局。如果大家起步的平臺不一樣，保護的力度不一樣，國家在政策的分配、相關的資源分配方面有差距的話，那麼這嚴重違反了法律秩序所極度要維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準則。所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確實是一個機會的平等。我比較擔心，其實包括山西的煤礦也好，最近還有展江教授提出來了互聯網的方面也存在著國進民退，政府在過分地操控一個市場，這種操控實際上對市場經濟發展和法律秩序，是相當有害的。  
我們要反思一下，所謂的國有企業，到底它的優勢，或者它的價值在哪兒？有太多的人有一種誤導性的觀點，認為國有的資產就是對於全民都有價值的，而非國有的民營企業是個人在獲利，這種觀念可能是首先要破掉的。改革開放這些年，尤其是過去十多年間，民營企業、非國有企業作出的貢獻要遠遠大於國有企業。所以，怎麼能夠正確地理解民營企業、非國有企業的這種地位，它的價值，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重中之重。  
胡泳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國進民退的非經濟後果，用晚清在華的西人慕維廉的一句話說，就是『抑民自主之意，即阻擋諸事之興』。它將嚴重破壞中國社會健康的自主和自發精神，從而給中國未來的內生性發展造成巨大的障礙。  
回顧晚清歷史，當時的洋務運動，想使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通過模仿技術來實現工業化。效果在短期內是可見的，然而這樣做卻留下了一個長久的後患：國家機會主義變得制度化，政府與民爭利，它既是遊戲規則製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員，私人經濟的成長空間趨於萎縮。  
洋務運動重『官辦』而輕『商辦』，壓制私營經濟發展，為中國近代經濟的失敗埋下了種子。慕維廉犀利地指出：『中外殊風。凡舉大事、興大利，中憑乎官而勢多難舉。外則憑乎民焉，各人有各地，若開礦鐵路等事，地屬何人之界，即事屬何人所辦，惟上輸國課而仍藏富於民也。』他又說：『至論民間開新之工……須稟告官長，准而後行，若私自為之，動加責罰，故百姓不敢自擅。夫如是抑民自主之意，即阻擋諸事之興，豈能富強哉！』  
如果不能消除對民營經濟的歧視，我們損失的是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率，進而損害的是全體人民的福祉。
民營企業的所有者將感到更安全，從而願意進行更大規模的投資，轉移資本的現象會逐漸減弱；企業的短期行為也會得到遏制，人們更願意考慮長遠戰略，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繁榮由此相伴而生。  
單光鼐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國進民退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壟斷局面，從而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壟斷集團、既得利益者及相關行業的從業者都有可能因此得到更多好處，這在他們的工資福利待遇等方面已經顯現出來了。國進民退還可能消解社會的多元性，一個社會越多元就越穩定。去年，雖然官方沒有承認國進民退，但是山西煤礦的兼併重組中，大企業吃小企業，國有企業吃民營企業，在兼併過程中低估售價，這就是明顯的國進民退現象。山東還有更荒唐的現象，虧損的國有企業吞併了贏利的民營企業，這些都是嚴重違反市場法則的行為，甚至帶有掠奪性質。從宏觀上講，貧富差距的擴大會對社會動蕩帶來結構性的社會基礎和條件。國進民退消解多樣性，則會帶來更大的麻煩，問題也更直接。這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和意見，使整個社會的彈性減小，變得更加僵硬。多元的社會一般不會使矛盾形成焦點，從而減少社會發生斷裂的可能。  
王則楚  
廣東省政府參事、前廣東省政協常委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假如經濟基礎依然是國進民退，國有企業絕對控股或者說絕對控制經濟，而民營經濟不能起來的話，那麼由民營經濟所代表的各方面利益所要求的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國進民退的非經濟後果實際上就是說，你要真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記住，我們講的黨領導人民製定法律、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依法辦事，三者統一，假如說在經濟上變成國進民退的話，那麼就不可能是三者統一，也就是說沒有相對的獨立的民企的發言權的話，那麼所謂的民主也就是句空話。  
假如要想克服這件事情，那麼必須開放所有壟斷企業的市場，包括土地也要實行私有化，礦產允許個人開采，還有開放信息的自由流動，這樣纔可以讓我們的市場經濟健康完善地發展。我們需要不斷地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地提高市場來調節和配置資源方面的作用。嚴格地講，國進民退容易重蹈『國富民窮』的覆轍，而不是藏富於民、民富國強的道路，這不利於我們科學和持續地發展。  
夏業良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從非經濟領域意義上來說的話，國進民退會導致意識形態的倒退，一種傳統教條的灌輸性的教育回潮。這些在改革開放的30年裡面，幾乎都不太被采用了，我們開始恢復。比如，我所在的高校領域，大學這樣一種本來是思想的園地，成了一種變相的官僚機構。教育機構也就變成了一條生產粗製濫造的或者是簡單化服從的、統一模式的產品的流水線，對學生的宣傳式教育，也沒有辦法培養出有獨立創新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如果出現了一種經濟上的衰退或者是績效的降低的話，那麼誰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這是我們『兩會』代表應該質疑的。  
笑蜀  
《南方週末》高級評論員  
國進民退最重要的影響當然是新的國家全能主義正在形成。新的國家全能主義就是國家用市場經濟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計劃經濟時代。而且，它比過去的計劃體制具有對社會資源、經濟資源更高程度的控制和壟斷。國家對社會各個領域的干預和控制就會全面展開，這是最重要的非經濟後果。直觀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說對網絡的管制，對一些個人自由的限制，再比如律師事務所裡面設黨支部、村自治組織全面行政化、大學的行政化，諸如此類的整個社會全面的行政化。當然，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公民社會的形成將更加艱難。  
政治是實力較量的結果，國家全能主義之所以能夠形成，是因為掌握了全部的高端資源，同時沒有另外一種力量，或者別的集中力量來和它展開博弈。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去改變它。但是，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什麼都能控制，卻控制不了自己，沒有辦法對自身進行有效的管理。它的控製成本會不斷地加大，總有一天會超出經濟和社會發展負荷能力的極限，這是一個令人擔懮的趨勢。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每個人能夠做的事情，就是致力於公民社會的成長，每個人都做好了自己，每個社會組織都做好了自己，我們的社會就能夠逐步有序化，社會秩序就不會有太大的動蕩，轉型的代價和成本就會比較小。  
姚洋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國進民退主要表現在金融領域和一些關鍵性行業，顯然，政府想通過對這些領域的控制達到控制經濟的目的。但是，如果市場不能把金融搞好，政府更不可能；而且，政府控制金融等經濟命脈會產生嚴重的非經濟後果。這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本身的商業化和利益集團的形成。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直接參與經濟運作，是因為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公司，在市場化的今天，政府直接參與經濟只會讓政府變成和市場中其他參與者一樣，只關心經濟利益，忽視其公共功能。與此同時，既然政府已經商業化了，它本身就可能變成一個巨大的利益所有者，同時也讓其他強勢集團利用和控制政府有了可乘之機。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經濟的去國家化。具體而言，『兩會』代表要積極參與對政府決策的監督，特別是要推進政府財政的公開化和透明化，使之真正成為公共財政；加強人大預算委員會的功能，使之成為一個有能力監督政府預算的機構。在長期，要增加民眾的政治參與，讓財政體現民眾的要求。  
楊恆均  
自由評論人  
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倫理道德等諸種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而『國進』的結果不但使民營企業退步，更使得民眾在經濟上依附於國家，導致他們在自由上的大面積倒退。  
目前的國進民退的出發點之一是消除市場經濟帶來的一些負面問題，可問題恰恰出在這裡，消除市場經濟引起的負面問題不能倒退到過去，實行損害市場經濟的做法，而是要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同時完善與市場經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民主政治體制。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國進民退會使民間社會的空間變得更小。再就是，國有企業的壟斷，使創業和民營企業的環境惡化，就業出現大問題。就業中最大的問題，不是外來工，而是大學畢業生。現在像『大學生村官』『大學生入伍』，這種地方總歸是要滿的，以後怎麼辦呢？那麼，國進民退很快就將問題引向社會和政治，後患無窮。歷史上也發生過國進民退，這是一個非常慘痛的教訓。  
國進民退是利益集團的事情。他們比政府積極，甚至會綁架政府，但是後果卻是要由政府來承擔的。政府應該是『中間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警惕利益集團。如果還執意要搞國家資本主義，我覺得後果會是非常糟糕的，而且不一定能承擔得了，我對形勢不樂觀。
來源：時代週報 記者 韓洪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