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計劃生育政策好像是在1970年代末實施的，當時我的父母在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工作。那時，國企有一項很重要的福利制度是給職工分房，但是福利住房數量有限，大家往往為了分房而爭破頭皮。

大概是在1979年末，我們居住的家屬樓附近開始動工建樓，地基打好後，只蓋了一層樓就停工了。不知什麼緣故，停工了一年多，那些等待分房的人都很著急。不久，有傳言說，上邊對計劃生育工作抓得緊了，廠領導決定改變分房對象，把這棟樓優先分給計劃生育先進分子。這樣，原來有些有條件分到這棟樓的人就失去了分房的機會，他們聽後十分不滿，紛紛找領導論理。職工給這棟富有爭議的樓起名叫"紅眼樓"。
"紅眼樓"惹來的爭議似乎不大好解決，因為有相當多的婦女爭先恐後地向組織發誓堅決只生一個孩子，並且簽署了相關協議，所以"紅眼樓"的分配指標馬上被搶光了。不到半年，"紅眼樓"附近又開始興土動工，加蓋一棟樓，這棟樓的地基還沒打好，名字已經被職工取好了，叫"一刀樓"。"一刀樓"是專門獎勵那些帶頭做計劃生育的男職工的，也許是願意主動做絕育手術的男職工太少，申請"一刀樓"的住戶並不很多。我記得鄰居家裡蝸居了十幾口人，那家裡有位已婚的大姐攜夫帶女擠在父母家裡，大姐逼著他丈夫響應我黨號召，去"切一刀"，以便搬離四世同堂的擁擠家庭，有個自己的小天地。然而他丈夫死活不去做手術，那大姐便跨到我家來高聲大氣地問我做醫生的母親：到底她的丈夫被切一刀以後會不會陽痿？母親很警惕地看著一旁假裝寫作業的我，耐心地給她做解釋，我在忐忑好奇的偷聽中第一次有機會接受到正面的性教育。
事後，那位大姐義正言辭地向我黨表示，只要現在的一個女兒就夠了，絕不再生！她的丈夫最終沒有拗過凶悍的老婆，在女人風卷殘雲的怒吼中終結了男性的生育權力。從此，他們幸福地搬進了"一刀樓"；從此，女人滿面紅光，男人更加寡言少語；從此，那男人便多了一個雅號--"蘭花指"。
"紅眼樓"重建前夕的一天，我們一幫淘孩子在又髒又破蜿蜒幾十米的一樓玩捉迷藏，我扶著潮濕的磚瓦弓著身子悄悄地行進，突然發現前方遠處拐角的地方正躲著一對男女，他們身子纏在一起，正在接吻，嚇破了膽的我顧不上玩兒了，趕緊叫來夥伴隔著磚縫偷看，不知誰弄出了動靜，那一對趕緊站起來跑了。我們討論一番，一致認定這對狗男女的下作行為正是資產階級的新動向，於是決定集體向廠部保衛科彙報。
不久，軍代表女兒的這樁緋聞就傳得家喻戶曉，幾年前軍代表愛搞女人的事情也被一同端出。有人說，軍代表身上居然有股花露水的味道，那個味道只能是那個買得到花露水的上海女教師纔有的，那個女教師不但抹花露水，她還穿皮鞋，她還敢把劉海燙了，她還有本事把蔫巴巴的老公從上海郊區調過來，最令人氣憤的是，她竟然分到了"紅眼樓"，她不是靠跟軍代表睡覺又是靠什麼本事呢？花邊新聞給寂寞壓抑的職工生活增添了無限的樂趣和想象力，就連我們小孩子吃飯時想起"紅眼樓"的英勇行動，也是雄赳赳氣昂昂的。
1986年，我大學暑假回家探望父母，路上偶遇"蘭花指"，他身邊跟著一個虎頭虎腦的男孩。他熱情地與我打招呼，並伸出蘭花指向我介紹身邊的孩子："這是我兒子……"我詫異良久--那時候大陸已經開始有假貨了，但不曾想"切一刀"也可以是假的，也或許是我母親早就料到我在偷聽，告訴那大姐的節育知識都是假的？
帶著這個疑問，我慢慢走向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