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冲击着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旧史学。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向旧的、传统的历史观点展开了斗争。这样，就使得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历史学家们如坐针毡，他们感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摇摇欲坠了，非起来抗争不可。

于是，史学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辩论，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又为史学革命开创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

这一场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史学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当前史学领域里的这场大论战，就是坚持还是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论战。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②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由于他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颇具有迷惑人的作用。为了分清是非，辨明真理，就翦伯赞同志历史观点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认真进行一番讨论，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及其规律。他们把历史一会儿说成是偶然现象的堆积，一会儿说成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一会儿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善良本性的发现，一会儿又说成是暴君的罪恶活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所以把历史歪曲成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东西，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历史的真相，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阶级斗争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迫使那些具有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改变反对的方式。

翦伯赞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

一九五二年，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所谓“历史主义”。但是，把“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大肆宣传，那是近几年来的事情。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到处宣传他的“历史主义”，要用所谓“历史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③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

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④

说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把中国历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这是污蔑。翦伯赞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说，阶级斗争观点要不得，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历史，把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会把历史说成是“罪恶堆积”。在翦伯赞同志看来，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评论历史人物，就是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就会把封建阶级的历史人物否定掉。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⑤这是翦伯赞同志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又一个攻击。

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主张用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奴隶同奴隶主、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这种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历史现象。翦伯赞同志说，不行，如果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这个，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讲历史应该复杂一点，复杂到分不清阶级界限。他所以要大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要用这种矛盾来冲淡或者代替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同志给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同志扣了许多帽子，什么“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简单化”、“片面性”、“否定一切”，等等。但是，最大的帽子还是“教条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翦伯赞同志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大肆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他说：“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只讲普遍真理、一般原则，不结合自己历史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应该反对”⑥。

翦伯赞同志讲了不少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口头上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把阶级斗争观点除外。这是一种挖心战术。他所反对的恰恰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观点。

翦伯赞同志把所谓“历史主义”奉为研究历史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则。其实，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破烂武器。翦伯赞同志不过是给它涂了一点金黄颜色，就拿来到处挥舞。

我们且不说现在世界上大谈“历史主义”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历史上说，最早用“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克罗齐。他认为“唯一的实在性，就是流动性”，就是“精神”，并且宣称这就是“历史主义”。资产阶级的许多哲学派别，如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也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坡培尔即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过份简单化的观点”，只“承认贫富之间的分歧始终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把一切政治冲突都错误地解释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否认“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否认“统治阶级内部分裂”。⑦臭名远扬的实用主义者杜威，他表面上也承认“历史是一个变化过程”，但他坚决反对历史变化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观点污蔑为“教条式的历史哲学”。⑧

人们有理由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理论如出一辙，他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是站在一起的。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毛泽东同志一贯热情地歌颂历史上的农民，歌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⑨因此，怎样对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根本态度、根本立场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⑩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并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并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翦伯赞同志对历史上的农民，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观点，完全暴露了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请问：为什么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呢？难道封建压迫、剥削不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吗？为什么反对地主，不是反对地主阶级呢？难道地主阶级不就是由地主构成的吗？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制度就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制度。怎么能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呢？列宁说，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其目标“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①①。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①②

翦伯赞同志之所以要在封建压迫、剥削和封建制度之间，在地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划一条界限，就是为了证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这种观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污蔑。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③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把它叫做革命呢？难道把它叫做改良不是更合适吗？

所谓“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如果这句话，指的是有时农民起义借用王朝的名义来号召，就认为起义农民不反对封建的皇权主义，这是只看形式，不看实质。马克思曾经指出：“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①④难道对农民起义借用王朝来号召的现象不应当象这样地进行阶级分析吗？如果这句话，指的是起义农民没有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思想，这是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否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①⑤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①⑥。请问：在封建社会里受剥削的农民，为什么不会产生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主义”呢？难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等，不是和封建的皇权主义根本对立的吗？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性质，是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决定的，而不是以当时农民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依据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当时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

翦伯赞同志还说：“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①⑦。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例如，黄巢起义建立过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过大顺政权，在这些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里，“捕得官吏悉斩之”，“富家皆跣而趋”，“巨室膏田”没了主人；“究棍”领回了“祖产”，“贫儿”、“奴仆下才”“广侵田宅，滥渎财货”，“并兼”了地主的“田园甲第”。这种使农民扬眉吐气，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权，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封建政权这样做过？

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战争发展的高峰。它在建立农民政权方面，也最典型。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中说：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请问翦伯赞同志：如果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你是否认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一样是封建性的政权呢？

封建社会的农民，以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历史发展，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前奏。正因为他们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性，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的，没有革命性，那么，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怎么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呢？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一方面用他的“历史主义”歪曲和污蔑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又用他的“历史主义”大肆美化和歌颂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制度。

一九五八年，史学战线上掀起了一场大破帝王将相主宰历史，大写劳动人民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翦伯赞同志在这个革命运动面前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成。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①⑧。这就是说，筑长城、开运河，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但是秦始皇、隋炀帝是发动者和组织者，必须承认和肯定他们的功劳。

毛泽东同志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①⑨在我国历史上，长城也好，黄河也好，运河也好，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些皇帝的功劳？翦伯赞同志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也要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

特别是象隋炀帝，连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敢替他说好话，认为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①黔黎，俱充蛇豕之饵”。②⑩而翦伯赞同志竟把这样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当作挖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加以歌颂，这就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

能不能够说由于隋炀帝是开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因而就应该把功劳写在他的账上，加以肯定、加以歌颂呢？当然不能。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剥削阶级所兴修的水利、所创办的事业，都一律看待。但是，那些直接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服务的工程，其政治目的必须坚决揭露。而翦伯赞同志完全掩盖了隋炀帝修运河的阶级本质，把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说成是给人民办好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②①

这是什么“历史主义”呢？这就是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主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对这种剥削和压迫，有什么理由不准反、不准骂？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般认为是从唐宋开始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一八七一年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走向没落的。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在唐宋以前，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巴黎公社以前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反对。谁如果反对，就是反“历史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唐宋前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秦末农民起义、汉末黄巾起义等等，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度。同样，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国、英国、德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触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也许有人认为，翦伯赞同志美化帝王将相，似乎是有条件的，他只是歌颂历史上那些所谓对人民有功劳的帝王，只是歌颂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实际上，凡是地主、资产阶级，翦伯赞同志都是毫无例外地肯定。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②②这就是说，对于帝王将相，即使要批判几句也不行，也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只许向帝王将相高唱赞歌，顶礼膜拜，而不准说半个“否”字。你看，他对帝王将相是多么爱护备至！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任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封建帝王不仅能够替“个别的人民”伸冤，而且能够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

封建帝王替人民伸冤，根据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观点，是当然的事。但是，且慢，请问帝王替人民究竟伸的什么冤？伸那个阶级的冤？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吗？那怕有一件也算。什么是封建的法律制度呢？封建的法律制度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政治制度。要求帝王用地主阶级的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到底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呢？这是把帝王及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法律都当作超阶级的偶象来崇拜。

翦伯赞同志大叫要用“历史主义”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他不仅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去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将相，而且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把国家和法当作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来歌颂。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为了美化帝王将相，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了贬低农民革命，否认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翦伯赞同志还一直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减轻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②④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来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⑤。很显然，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在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翦伯赞同志宣扬的“让步政策”理论，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不比不知道”。对古今中外的地主阶级我们也要做个比较。

我们先看看现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规模不能算不大吧，对统治阶级的震动不能算不重吧，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究竟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对此，我们许多革命老同志和革命群众还都记忆犹新。统治阶级加给革命人民的是屠刀、是牢狱，多少人死在统治阶级的屠刀之下，真是血流成河！多少人身陷囹圄，真是暗无天日！工农群众在革命中争得的一些权利，被统治阶级夺回去了，并且加重了负担。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⑥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阶级的“让步”和“让步政策”，只有变本加厉地进攻和反攻倒算，只有白色恐怖！

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德国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规模很大、影响很深远的革命运动。这次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②⑦同样，在这里也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绝没有什么“让步政策”。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至于认为“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实行的，这就更加荒唐了。这岂不是说，农民阶级在革命中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失败以后反而得到了吗？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极端仇视，坚决镇压。当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只能反攻倒算，血腥镇压，绝不会有什么“让步”，更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

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实行的政策，是翦伯赞同志宣扬“让步政策”理论的第一个例子。他说：“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②⑧

翦伯赞同志所特别称道的“除秦苛法”，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不是。

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这是“除秦苛法”吗？不。“约法三章”，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反对农民革命的法律，是刘邦背叛农民革命的标志。农民革命，“杀”地主阶级、“伤”地主阶级、“盗”地主阶级（财产），这犯的是那家的“法”？难道不是地主阶级的“法”！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它，反而歌颂它，这不是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反对农民革命吗？

“除秦苛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是当时地主阶级用来诱骗人民，使之规规矩矩就地主阶级的法律之范的。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地主为农民准备的鞭子，它是专政的工具，绝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汉初法律的阶级实质，却一再宣传那所谓的“除秦苛法”，这不是在帮助地主阶级继续欺骗人民吗？

翦伯赞同志说，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到文景时代出现了“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的现象②⑨。这种描绘完全是从地主阶级御用历史学家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中抄来的。封建社会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地主阶级越富，农民阶级越穷。地主阶级的富是建立在农民阶级的白骨上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地主阶级国家的钱积得“贯朽而不可校”，粮食存得“腐败不可食”，农民仍然要卖儿鬻女，在死亡线上挣扎。对这一点，连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也不否认。晁错给汉文帝上奏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②，百＠②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③⑩翦伯赞同志对这些事实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举一反三，以此例彼。翦伯赞同志所说的各个朝代统治者对农民实行的“让步政策”，都是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对封建社会的歌颂。

翦伯赞同志声称，他的“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论的解释③①。不是，绝对不是。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翦伯赞同志却认为，阶级调和、阶级妥协推动了历史发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才能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翦伯赞同志却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怎么能说“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解释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③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不能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对人民作什么“让步”，实行“让步政策”。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对敌人抱有丝毫的幻想。

结束语

解放初期，在史学领域里，虽然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作了一些批判，但是，由于革命的史学工作队伍还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批判的锋芒还不那么锐利。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大肆宣扬“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们宣扬“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是为个人主义，为个人的名利而研究历史。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史学革命运动。这个革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反以地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

这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史学革命，方向对，干劲足，成绩大。革命批判精神得到了大发扬，旧的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

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③③，革命史学的发展也决不是平静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决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地位，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虽然经过斗争使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破产了，但是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会登台演出。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史学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以为有机可乘，他们就公开出台表演了。

翦伯赞同志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史学革命，冷嘲热讽，挖苦打击。他到处讲演，发表文章，把刚开始不久的史学革命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攻击史学革命。一时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

翦伯赞同志对“以论带史”，即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大为不满。他说，“以论带史”的口号有片面性，“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③④他提出：“材料是知识的泉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③⑤这实际上就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

针对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观点，翦伯赞同志提出“政治是替经济服务的”，“经济是历史的骨干”，是“写历史的原则”③⑥。他指责有些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并说“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③⑦

翦伯赞同志特别反对史学工作者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他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奚落“为了站稳立场”的史学工作者，说“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③⑧。

翦伯赞同志给史学革命竟然作了这样的总结：“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③⑨

总起来说，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

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为了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必须批判。（⑸⑹）

注释

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②这些文章，分别见：《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新一版。《新建设》一九五二年九月号。《红旗》一九五九年第十期。《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文汇报》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

③④⑤⑥《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⑦《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⑧《自由主义与社会活动》。《杜威哲学文选》。

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⑩《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①①《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七页。

①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①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页。

①④《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一页。

①⑤《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九三──三九四页。

①⑥《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八○页。

①⑦《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①⑧《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一九五九年第十期。

①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②⑩《隋书·帝纪》。

②①②②《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②③《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戏剧报》一九五九年第二一期。

②④《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一一七页。

②⑤《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九○页。

②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九页。

②⑦《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四七八页。

②⑧②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一一七、一一七──一一八页。

③⑩《资治通鉴》卷一五，《汉纪》七。

③①参见《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第四○九页。

③②《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一一八二页。

③③《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一三页。

③④③⑤③⑥③⑦③⑧《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③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忄加世下加木

＠②原字田加每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