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同志说，海瑞的“退田”是为了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平冤狱”是模糊了农民的斗争意志，是强化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我愿意谈点不同的意见。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据历史记载，海瑞搞“退田”确有其事。官史也说他“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我们从“严厉”、“悉”、“或许”等字眼上可以看出，海瑞对这一斗争态度非常坚决，斗争的面也很广，采取的办法也比较灵活。海瑞文稿和其它记载都说，“退田”是为了“民产渐消”，制止“民产”流失到“官”的手里去。那末，海瑞的“退田”到底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呢？

海瑞说的“民”是指没有做过“官”的人，即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商人。在海瑞的目光里，这些“民”虽然有一些田产，然而他们与那批有权有势的“官”和“绅”比起来就是“弱者”，官绅向他们要“投献”，他们就“莫敢不与”。所以海瑞要为他们打抱不平。我们得想一想，海瑞本人是明朝的“官”，却站在“民”的一边向“官”作斗争，这究竟是微不足道的事呢，还是难能可贵的事呢？试问，历史上能有几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官吏敢于这样做呢？

有的同志说，“退田”是骗人的把戏，徐阶本人不是也搞过“退田”吗？我认为徐阶搞的和海瑞搞的有许多重要的区别。徐阶是在景王朱圳死了以后才上奏一本，退了景王朱圳的田，这是轻而易举的；海瑞却是和徐阶经过了一场很久的坚决的无情的斗争，才使徐阶低头让步的。徐阶搞了“退田”，自己却占了更多的田，这说明徐阶的“退田”是企图捞一把政治资本，是“沽名钓誉”；海瑞却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这说明他是真正地为了“民”的利益。再者，徐阶搞退景王朱圳的田，还联系着当时宫廷、皇族夺权的倾轧；海瑞却没有夹杂其他目的，只是为了民产的流失。如果我们能结合他的其他政绩来考察，他的“退田”斗争确实是很叫人感动的。因此，徐阶和海瑞同样搞了退田，两者的价值却不能混为一谈。

虽然海瑞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但是这是不是就算巩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呢？我的意见是否定的。

在明代后期土地大量兼并、阶级矛盾日趋严重的关头，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也非常不稳，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随时可能分化到农民一边去。海瑞搞“退田”也确是使他们最受其惠，但这一斗争可以引起别的受压迫、受剥削阶层人们的同情。特别是“退田”斗争的展开，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进一步看清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占夺田产的罪恶本质。因此，海瑞这一坚决的措施，是可以引起广大农民对他好感的。

再者，由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没有权势，缺乏经济上的保障，所以他们在那时不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应该被当时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农民阶级看作是又有团结、又有限制的一定程度的联盟，可以结成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敌人──官僚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统一战线，推翻封建独裁的朱姓王朝。在海瑞以后不久的李自成农民革命，不就是吸收过中小地主中的某些开明人物参加起义的吗？在这个意义上看，海瑞搞“退田”尽管是为了遏止“刁险”的“民风”和徐家的“百年安静”，但收到的客观作用却远远超越了他的主观意图。因此，要想从海瑞“退田”的阶级路线来否定他的功绩，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也不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

既然海瑞的“退田”并不是与当时人民绝缘的行动，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取得人民拥护的，那么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里通过烘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段，集中地写了这一斗争的场面，决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的。

《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

说到海瑞“平冤狱”的问题，我认为，海瑞绞死徐瑛一场固然是剧作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但决不能无视海瑞其他许多“为民昭雪”而和权宦过不去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事实姑且不论，我们就谈谈这是不是美化地主阶级的法律这一原则问题吧。

封建王朝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欺压农民的工具。而海瑞却把“民”的事看得非常认真，专门敢冒着风险向“强项”作这样的或那样的斗争。当时江南地方的“官”、“绅”确实对他非常讨厌。那末，《海瑞罢官》描写他“为民请命”、“断案如神”，也并不是十分不对的。如果单单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那恐怕过于简单化了一点。

我认为，仁政主义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最积极的部分。作为“清官”的海瑞，就具有这种思想。他在少年时就有“效君图上，以德政为本”的抱负。他这种思想就成了他一生斗争中最基本的力量，也就是他所以能成为“清官”的思想基础。农民或者其他一些受冤的人向他告状得到“昭雪”，这里起着根本作用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这个具体的人，即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海瑞在受理冤案的时候，当然必先考虑的是这个案件会不会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也就是海瑞的阶级偏见和局限性。但结果是海瑞得罪了许多乡宦，而当时的“小民”却呼之为“青天”。这就说明海瑞行事客观后果和他主观意图、阶级本能发生了格格不入的矛盾。我认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和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确是海瑞的阶级要求，但当他处理到许许多多惊心触目的案件的时候，他的仁政主义思想和责任感就会占上风。这正好象我国历史上不少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一样，他们虽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虽则有“致君于尧舜”的忠君思想，但当他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创作素材就会联系到自身的痛苦经历，他们就会写出千古传诵的篇章。当然，在他们所留下的事迹和诗篇里仍有斑斑可寻的阶级痕迹，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当然，向“清官”跪下来告状，这不是当时农民的真正出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参加武装斗争的农民革命，彻底粉碎封建制度。但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至于《海瑞罢官》里夸大、虚构了这种“平冤狱”的描写，就是调和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还好，事实证明海瑞时代的农民没有中海瑞的“鬼计”。在海瑞死后五十多年，陕西的农民大革命就埋葬了这个封建集权的朱姓王朝。不然，海瑞真地要成为历史上千古罪人了！我觉得可以反问一下，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反而值得表扬的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是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我这样的反问并不是存心开玩笑，而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说明对一个有民间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冷静、全面。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有的同志说，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海瑞只能是为地主阶级鞠躬尽瘁，任何封建时代的“清官”也都只能在这个阶级范围里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我又要反问一下，就算海瑞那样的“清官”跳不出他们的阶级圈子，那末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也是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呢？我认为，统治者内部“清”与“邪”的斗争，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统治者的“内部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海瑞那个时代，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大地主手里，江南一带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统治者的对立日益加深，就促使统治者内部在对待土地、农民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就出现了“清”（开明派）与“邪”（顽固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和统治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海瑞在这样的严重关头，起来说了一些公正的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如修吴淞江），虽然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覆灭，但客观上也是符合农民利益的。我们知道，在封建统治下农民虽然不满意封建剥削制度，但他们对现实却仍寄予无限的幻想。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封建剥削，但希望有“好皇帝”。那末，海瑞那样的“清官”，深受历来人们的传颂是可以理解的了。况且“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最后悲惨遭遇是会对农民起一些教育作用的。这正告诉农民，“清官起来为他们做一些好事，却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赏。这也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认识封建统治的罪恶本质。可见出现“清官”和“贪官”的斗争，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用显微镜般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能用一句话说尽其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历来的“海瑞戏”之所以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素。说它有一定的人民性，也并非过誉。只看到海瑞效忠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一面，不透过“清”与“邪”的斗争而显露出来种种复杂的其它积极因素，因而得出地主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结论，就轻轻地一笔对海瑞和“海瑞戏”作了根本的否定，这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