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ose Deng Tuo's anti-Party and anti-socialist face

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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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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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only known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 social-political movement that took pla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66 until 1976. Set into motion by Mao Zedong, then Chairm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 stated goal was to preserve...

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由于我国遭受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一时沉渣泛起,兴妖作怪,牛鬼蛇神,纷纷登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我们必须从阴暗的角落里把他们全部暴露出来,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示示众。

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必然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人物中,邓拓就是其中一个。

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几年来,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场大进攻。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究竟邓拓等人是不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含糊不得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含糊,就是包庇坏人。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批判。

 

小丑跳梁,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因此,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总是首先指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

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他说,匡衡曾经向汉元帝进谏说,作皇帝的要“广谋从众”;著名学者郑兴,也曾经劝告汉光武帝,要“博采广谋,纳群下之策”。在列举了古代的帝王将相如何虚心地接受“群下”的意见之后,邓拓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首先,认为封建的帝王将相能够接受群众的意见,这是完全歪曲历史事实的。匡衡、郑兴所说的帝王听取“众”、“群”的意见,就是要听宰相、尚书等官僚的意见。说什么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能听取群众的意见,这是别有用心的。

第二,邓拓不厌其烦地宣扬什么匡衡、郑兴要汉元帝、光武帝“纳群下之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所谓“群下”指的是谁?汉元帝、光武帝指的又是谁?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而他所说的汉元帝、光武帝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第三,邓拓攻击我们党“企图出奇制胜”。革命,就是要出奇制胜。革命的时代,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千百万群众创造奇迹的时代。右派分子曾经攻击我们党中央“好大喜功”,反右斗争前夕,一九五七年五月,邓拓自己也攻击我们党中央“贪大喜功”,现在,邓拓又攻击我们党中央“企图出奇制胜”。可见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是多么的仇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歌颂党,歌颂党的伟大领袖,就是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而鄙视劳动群众的邓拓、吴晗等人却相反,他们竭力歌颂帝王将相,歌颂剥削阶级的头子,恶毒地谩骂无产阶级的党。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东风压倒西风”,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现阶段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个科学论断是各国革命人民的精神原子弹。它越来越被广大革命人民所掌握,极大地鼓舞了并且继续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科学论断,击中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怕得发抖。对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来说,确实是,我们宣传得越多,他们就越糟糕。如果真是一句“无济于事”的空话,那么,邓拓之流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这样拚死命地来反对呢?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做《专治“健忘症”》的杂文。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篇文章,一派黑话。既然是“黑话”,当然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邓拓扬言这是一篇谈医说病的文章。这是弥天大谎!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吧。

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了,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真是欺人太甚!《艾子后语》明明是一部政治讽刺小品,哪里是什么谈医说病的?这本书是“意有所寓”,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邓拓当然知道《艾子后语》是“以讥时相”、“规切时政”的文章,但是他却指鹿为马,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

《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为什么忽然发表专门谈治健忘症的文章?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管理论宣传工作的邓拓,为什么“破门而出”,行起“医”来呢?既然是行医治病,为什么伤风感冒、痢疾、伤寒等病都不治,而偏偏“专治”健忘症?是不是因为“健忘症”在当时已经成了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以致需要《前线》发表专文,需要邓拓亲临“前线”专治?

“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这是政治概念,而不是医学概念。至于“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同“健忘症”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很显然,邓拓是在这里讲政治,而不是讲医学。(⑴⑵)

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遍查医书,找不到用狗血淋头或打棍子这种专治“健忘症”的秘方。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明明是政治手法,那里是什么治病的药方?

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

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在当时,叫嚣要我们党下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进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同时又刮起了一股单干风、翻案风。就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股逆流闹得最凶的时刻,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表了邓拓这篇最恶毒的文章,叫喊要我们党下台。

你看,钻在党内的邓拓,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配合得多么密切!

邓拓还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借古讽今地说,“王道”就是“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办事,“霸道”就是“依靠权势,蛮横逞强”,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我们从这里“找出经验教训”,并且骂我们“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很显然,这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剥削阶级所说的“王道”、“霸道”,都是剥削阶级对人民的专政。“王道”和“霸道”是他们统治人民的两手。他们所宣扬的什么“王道”,只是对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欺骗。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之后,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要“依靠权势”,即依靠国家机器和广大工农群众对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在这个情况下,邓拓气势汹汹地反对“霸道”,声嘶力竭地宣扬“王道”,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把邓拓的上述言论,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言论加以对照,他的反党面目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煽动地说:“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则说什么“东风”、“西风”都是“陈词滥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污蔑我们“白天黑夜地叫喊世界革命,叫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是“用空洞的咒文、响亮的辞句和挥舞马粪纸做的剑”;邓拓则说,“东风”是“恩人”、“西风”是“敌人”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空话。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口号,来反对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敌视群众,更不懂得什么是“群众的智慧”的邓拓,竟然狂妄地说我们党“凭着自己的明智”,“不重视群众的智慧”。这不过是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诬蔑我们的滥调,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们的颠覆活动。

国内外敌人对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采取和平演变的手段,企图实行反革命复辟;而邓拓则要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要我们党“完全休息”,一切由他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

邓拓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邓拓所讲的,就是赫鲁晓夫所讲的。邓拓想要做的,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所做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蚍蜉撼大树,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邓拓用所谓讲故事的手法,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黄金和宝剑的骗局》、《说大话的故事》、《今年的春节》、《白开水最好喝》等等杂文中,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邓拓在《北京晚报》上讲了两则外国寓言故事。一个是竞技人好说大话,一个是山雀夸口,要把海水烧干。

与《两则外国寓言》同时,邓拓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射来另一支毒箭:《一个鸡蛋的家当》。

这篇杂文的材料是从明人江盈科的《雪涛小说》上抄来的。故事是讲,有一个人全部的家当只有一个拾来的鸡蛋,这个人幻想鸡蛋生鸡,鸡生蛋,卖鸡买牛,牛再生牛,翻几番,最后还打算讨小老婆。结果引起他老婆的“怫然大怒”,“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

邓拓讲了这个故事之后,问道:“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邓拓接着说:这个人虽然懂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想入非非”,以致“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在这些所谓的“故事”中,邓拓讲了三个意思:(一)竞技人、山雀、只有一个鸡蛋的人,他们的“伟大计划”都是“胡吹牛皮”;(二)他们夸大了“心理要素”的作用,自以为凭着“心理要素”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宣告“破产”,“完蛋”了;(三)牛皮吹破以后,“受骗的人们”不要“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

在这里,邓拓真的是讲故事吗?不是。

从来寓言故事,都是意有所寓的。江盈科讲的那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做《妄心》,是讽刺那些“世之妄意早计,希图非望者”,即讽刺那些希望早一点、快一点实现自己目的的人。邓拓也在文章中反复启发读者,要懂得这些故事的现实意义。他说:“如果你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那末,“这些寓言,显然都包含了深远的意义”,可以说明现在的“许多问题”;“事实显然证明”,“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并且指着鼻子说:“请问,你听见山雀的夸口没有?你看见带着汤匙去赴宴的没有?”你看,邓拓就是用这种挑战的口吻宣告,他讲的故事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帝国主义者曾经嘲笑我们,说我们是“说大话”,是“吹牛皮”。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时,帝国主义者就叫嚷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完蛋了”。而邓拓所讲的这些故事,就是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说大话”,是“胡吹牛皮”,是“想入非非”,是“用空想代替了现实”,结果“碰得头破血流”,把全部穷家当都“毁掉”了。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是一条危险的尝试的道路”,是“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遭到了“彻底失败”。邓拓对我们的攻击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如出一辙。

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无耻污蔑,我们党早就有力地作了驳斥。我们党说:我们用大跃进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原子弹吗?中国出现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不是我们,而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

应该指出,邓拓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不只是骂骂而已,他气势汹汹地煽动说:“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这就是说,他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还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邓拓自己的说法,他这个政治骗子的面目既已被大家揭破,我们也绝不能轻易放他过去!

 

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为他们唱赞歌

 

邓拓上述攻击党、攻击总路线的言论,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现在已经查明,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前,邓拓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论,邓拓是漏网的右派。一九五九年,他被罢了官,被撤销了他在人民日报担任的重要工作。邓拓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呼冤喊屈,同时也就是为他自己呼冤喊屈。

吴晗的《海瑞罢官》出笼以后,邓拓忽然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的文章。

邓拓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李三才“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英雄事迹“被湮没”,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对于李三才的所谓不白之冤,邓拓不仅为之万分痛惜,而且讲起来情绪很激动。李三才究竟是何许人,邓拓为什么要替他辩护?

李三才是明代万历时的一个官僚,任过凤阳巡抚、户部尚书等职。他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者鲜血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是人民的死敌,根本不是“正面人物”。

邓拓所以对已死几百年的李三才感兴趣,因为他被罢过官。李三才任户部尚书时,想挤入“内阁”,工部郎中邵辅忠等奏劾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李三才被迫“罢官”。居家时,御史刘光复告他“盗皇木私建营第”,又引起一场争论。结果李三才“落职(即罢官)为民”。《明史》对李三才的评论是:“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世以三才为贤”。

《明史》作者完全是用替李三才辩护的口气来写的。因此,从史书上说,李三才没有不白之冤,用不着辩护。可是,邓拓却为李三才愤愤不平,要替他翻案。他说,“李三才又一再上疏,……看来他是理直气壮的,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问题的真相如何,这不是很明白了吗?”

李三才“盗皇木”的事,据《明史》记载是经过查究属实,并且把李三才“落职为民”。奇怪的是,邓拓在写这篇文章时,火气却那么大,他不顾《明史》记载,添枝画叶,故作波澜,硬说李三才“是理直气壮的”,而朝廷方面“却不敢彻底查究”。

问题的真相如何,确实很明白:邓拓笔下的这位“李三才”,就是“海忠介”即“海瑞”,就是被我们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拓所以把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说成是为民请命、为民兴利的好官;为他的被罢官辩护,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邓拓所说的“理直气壮”,就是所谓反党骨气。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人民面前,在党面前,是有罪的,他们决不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邓拓还写了《郑板桥和“板桥体”》一文。文章开头的一首诗是一九六一年写的,其中四句是:“一支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生平。”全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郑板桥“丢乌纱帽”。他翻来复去说“罢官”:郑板桥“完全站在人民的方面,为受灾群众谋利益,而激怒了封建官僚”,因此,“罢官而去”;统治阶级“完全听信了豪绅地主们的诬告”,终于使“郑板桥竟罢官而去”;“罢官以后”,他的思想作风“越来越鲜明”。

邓拓还引了郑板桥题在自己画的《深山兰竹图》上的一首诗:“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并说,这幅画是在他不愿做官的时候画的,如果“把这个画中的境界和当时画家所经历的官宦生活做一对照,它的主题思想不是显而易见了吗?”这就是说,《深山兰竹图》的主题思想就是“一顶乌纱须早脱”,就是“罢官”。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宣传郑板桥在“罢官以后”仍旧不屈服的“傲骨”。

一九六一年,邓拓还为米万钟、李@①的被罢官鸣不平。他说,米万钟是“很有骨气的人”,“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屡评时政,颇受中下层人民称颂,因此遭到“罢官”。说李@①“被一班权贵人物所忌,以致解职”;“两革科名一贬官”这句诗反映李@①“愤懑不平的心情”。

显然,邓拓是借这些地主阶级的亡灵,抒发自己对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无限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党的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当我们党对那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的牛鬼蛇神展开反击时,邓拓更借郑板桥的口叫出:“难道天公还qián@②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足见仇恨之深。

邓拓在一九五九年被罢官之后,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这首诗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他自己被罢官,对党是怀着强烈的仇恨的。在这首诗里,邓拓顽强地表现自己,为自己辩解,污蔑党没有分清他的“功”、“过”;邓拓的“豪情”,就是反党的“傲骨”,所谓“后争先”,就是等待时机,企图东山再起。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间,邓拓所以大肆颂扬被罢了官而不屈服的“骨气”,一方面是为了同吴晗的《海瑞罢官》互相呼应,密切配合,替右倾机会主义者唱赞歌;另一方面,发泄他自己胸中对党的仇恨,为自己闹翻案,向党进攻。

 

不准滑过去!

 

邓拓供认,他懂得“瞒天过海”、“借尸还魂”、“浑水摸鱼”、“指桑骂槐”、假痴不癫”、“笑里藏刀”、“无中生有”、“十面埋伏”、“虚张声势”等等“阴谋诡计”。他知道赤膊上阵是很“危险”的,因此,他总是“披挂上阵”。在他认为时机有利时,就狠狠进攻,在他认为时机不利时,就准备滑过去。邓拓和他们“三家村”的“兄弟们”,确是一伙政治阴谋家。

邓拓这一伙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他们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进行了斗争。

一九五九年六月,庐山会议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吴晗,放出了大毒草《海瑞骂皇帝》,恶毒地咒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又放出了另一株大毒草《论海瑞》。为了配合右倾机会主义的翻案进攻,一九六一年初,吴晗“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大毒箭《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家村”的主将邓拓“上马”,《燕山夜话》上台演出了。过了几个月,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同时出笼。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二日,邓拓在《种晚菘的季节》杂文中,讲了如下一段黑话:“我希望能够联合几位园艺的爱好者,同我一起来做个小小的试验:在自己门前的地边,现在再撒下大白菜的种子,争取在下霜以前再长出一茬白菜。虽然这一批白菜不能长得很大,但是,也很可能还有相当的收获。这样取得一些经验,将会有更多的用处”。主将一声令下,就在同年同月,“三家村”黑店在“前线”开张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他们取得了“经验”之后,又联合了一批“园艺爱好者”,撒下了另一批“晚菘”──“长短录”。

一时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夏衍等人,串通一气,结为一伙,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开辟专栏,称兄道弟,说长论短,散播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狂妄地提出,要我们党必须赶紧“完全休息”,要用棍子把革命者打死。

但是,他们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们党举行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进一步阐明了他早就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教导我们开展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象一声春雷,使人们的眼睛立刻明亮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邓拓觉得形势不妙,于是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登了一则广告,叫《奉告读者》,说是“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明明是因为十中全会之后形势对他们不利,“夜话”才“下马”的,却说什么“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这完全是一套骗人的鬼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一旦时机到来,“非写不可时”,还要再写。“夜话”暂时“下马”,“三家村”黑店照常“营业”,观察形势,伺机而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揭露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邓拓便匆忙出场,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表面上是批评吴晗,实际上是替吴晗辩护。他们企图混过关去。

邓拓的这篇文章,是怎样为吴晗辩护的呢?

第一,邓拓说,《海瑞罢官》的指导思想是“道德继承论”。他装腔作势地说,“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结论是:道德继承论。他断定,无论是《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还是《论海瑞》,它的思想基础都是道德继承论。

第二,回避要害问题。《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就是替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但是邓拓却闭口不提“罢官”,而且转弯抹角地向读者说明,《海瑞罢官》的主题不是“罢官”。

总之,邓拓的文章表面上是批判,实际上是为了模糊群众的视线,转移群众的斗争目标;并且丢给吴晗一个救生圈,告诉吴晗,你的问题主要在道德继承问题上,对于剥削阶级道德,“决不能加以继承,而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态度”,在这里大作文章,我们就可以避开“要害”,滑过去了。

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连忙说:“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接着,在他写的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中,干脆就用邓拓抛给他的救生圈做题目,叫做《是革命,还是继承?》他完全按照邓拓的调子唱歌,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旧道德继承论者”。他说:“不管那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中心论点,归根到底只是一个”,这就是“道德继承论”。并说邓拓的批评是“科学的批评”,“我诚恳地接受,并且表示深切的感谢。”

这是“贼喊捉贼”的一出双簧戏。

他们认为一方提出了“批评”,一方“承认”了错误,进行了“检讨”,事情就可以过去了,邓拓、吴晗等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是邓拓等人料不到的。他们的这些活动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今天重读这段话,是多么的亲切呵!

* * *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

第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贯穿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诬蔑、攻击党和以敬爱的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积极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第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有将有帅,有掌柜,有伙计。他们彼此呼应,互相合作,结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第三,邓拓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也就是说,何时进攻,怎样进攻,何时退却,如何退却,等等,他们是有一整套进退应变策略的。

这说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异常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决不能等闲视之。但是,他们这一伙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他们神气活现,只要把他们放在太阳底下一照,他们就原形毕露了,他们就垮台了。

既然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谋已经暴露,画皮已经撕破,手法已经戳穿,我们就一定要穷追到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斗争,敢于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引导着我们胜利前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鱼旁加单

@②原字扌旁加甘

  (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