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编者按：伟大的巴黎公社起义九十五周年了。本刊这一期发表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这篇纪念文章。

巴黎公社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这个原则还是背叛这个原则，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揭示出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背叛了这个原则，堕落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列宁同老修正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保卫了公社的原则，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巴黎公社革命道路的继续和发展。斯大林高举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了各式各样的列宁主义的敌人，维护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共的领导，经过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彻底背叛了公社的原则，彻底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行一整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使苏共领导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中心。

这是从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反面经验。它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如果抛弃了公社的原则，就谈不到领导革命，而且就会使自己变成叛徒和工贼；在掌握政权以后，如果抛弃了公社的原则，就会使人民革命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而且也会使自己变成彻底叛徒和工贼，变成帝国主义的奴仆和帮凶。

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为什么要那样疯狂反华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胜利，进一步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手，对于一切抛弃公社原则的叛徒都进行坚决斗争。因此引起这些牛鬼蛇神们的仇恨和反对，这是毫不足怪的，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今天，重温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对于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对于推进世界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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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巴黎公社起义，已经九十五周年了。

九十五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巴黎公社被凡尔赛匪徒淹没在血海里的事业，经过四十六个年头，就在列宁领导下的伟大十月革命中赢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巴黎公社原则、十月革命道路的胜利。

巴黎公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拿起枪杆子力图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演习。公社英雄们给我们留下了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目前，正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口头上推崇巴黎公社，行动上背叛公社原则的时候，发扬公社的革命传统，吸取公社的经验和教训，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无产阶级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不愿作奴隶的无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紧握手中枪

法国在十九世纪，是站在欧洲革命运动最前列的一个国家。它一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又一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七一年，法国工人多次拿起武器，又多次放下武器或被解除武装。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经过八十多年漫长的时间，付出了重大的血的代价。这样，无产阶级才逐渐意识到，当他们幻想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而不是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条件下去争取自身的解放时，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就只是起了替自己的敌人打天下的作用。革命一胜利，不管执政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或者是资产阶级左派，他们都用解除工人武装来“报答”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一旦被解除武装，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权利。

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权利，应该由无产阶级自己拿起枪杆子到战场上去争取。法国工人终于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这个革命真理。一八四八年的巴黎六月起义，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就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将这一革命真理变为革命行动的表现。在这两次起义中，无产阶级拿起枪杆子，已经是直接同自己的敌人作战，为自己的阶级打天下。

巴黎公社起义，是当时法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高峰，也是当时国际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高峰。这次起义和法国工人历次起义比较起来，在运用革命武装去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权利的问题上，有许多伟大的创造：

第一，起义前半年，就着手建立工人武装，凭借枪杆子，不仅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组织（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各区警备委员会），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军事组织（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

第二，坚决顶住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武器，国民自卫军第一次代表会议的第一项要求就是紧握手中枪。瓦尔兰说：“我们绝不能不经过战斗就缴械……只要我们一天不胜利，斗争也就一天不停止”①。

第三，当资产阶级政府企图用暴力解除工人武装时，敢于用革命的暴力回答反革命的暴力，敢于在内有反动政府血腥镇压、外有强敌压境的条件下举行起义，变剥削阶级之间的掠夺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第四，起义胜利之日，没有放下武器，没有让出权力。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徒手里”②。

第五，起义胜利后，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初步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说：“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③。

第六，起义临近失败时，仍然英勇坚持战斗，宁肯拿着枪杆子光荣战死，不肯放下枪杆子忍辱偷生，表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同志说过：“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④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突破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毅然决然拿起枪杆子，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新篇章。

剥削阶级一向认为，他们有权使用各种武器镇压被剥削者，而被剥削者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至于拿起枪杆子造反，那更是滔天大罪。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这种反动观点，总是向无产阶级宣传“千万不要动用武器”的奴才哲学，并把一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篡改成一部“和平过渡”的历史。对巴黎公社起义，也不例外。考茨基一讲起巴黎公社，就大肆渲染三月二十八日的选举，把公社说成是“全民投票”、“纯粹民主”的产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讲起巴黎公社，就津津有味地“计算”三月十八日那天死了几个人，企图以此证明公社“是不流血地掌握了政权”。

稍微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每一个革命运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要了解这个革命，就应该从总体上看，而不能从中抽出某一天或某一种现象，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一般。巴黎公社的全部发展过程，从起义前夕到流血的一周，充满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公社英雄们在武装起义和保卫起义胜利果实时所洒下的大量鲜血，决不是修正主义者的谎言所掩盖得了的。

无产阶级应当采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巴黎公社起义以前的法国政治舞台，很象一盏走马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各种形式，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迅速交替。这样，无产阶级就亲身体验到，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各种形式的交替，无非是统治者把统治权从这一手转到另一手，从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转来转去，照样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亲身体验到，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各种形式交替的过程中，国家机器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变得更加庞大，更加完备，更加穷凶极恶地奴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

法国无产阶级积八十多年（一七八九──一八七一）的经验，逐步意识到“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⑤，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是反对这个机器的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而是粉碎这个机器本身。巴黎公社起义者就是这样行动的。马克思说：“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⑥

第二帝国崩溃后，一场政权争夺战就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逐渐展开。一八七○年九月初，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为了保存现成的国家机器，防止政权转入人民手中，便迅速地达成协议，组织了美其名曰“国防政府”的新政府。无产阶级由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足，还不可能立即成立自己的政府。但是，他们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军事组织，这种组织日益成为巴黎工人区的实际政权，成为和“国防政府”对峙的一种力量。

当时，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各区警备委员会，依靠工人武装和人民群众，监督国防政府和它的巴黎各区区政府的活动。工人区的警备委员会控制区长，或代行区长职权。当过市长的阿拉哥说，委员会“负责各区的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社会福利等工作”，是“革命积极性的发源地”⑦。达留伯爵说：“它们擅自对区长施加压力以影响其决定，包办代替区长的职权，发布命令，检查住宅，经常以防止间谍为借口，进行逮捕和搜查”⑧。

当时，在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和革命群众的监视下，“警察局已经完全无能为力，警察局长乖乖地坐在那里，生怕被人抓走”⑨。国防政府的头子特罗胥哀叹说：“市区街道已落在人民群众手里，法庭已失去作用，维持公共秩序、风尚和卫生保健的一切机关几乎都陷于停顿状态”⑩。反动当局在短短几个月内，一连撤换数任警察局长，企图恢复警察统治，但却遭到失败。

很明显的，从第二帝国崩溃到巴黎公社起义，巴黎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这和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出现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相类似。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对立面，建立与之相对抗的无产阶级的军事组织，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作了重要的准备。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当梯也尔挑起内战的时候，无产阶级正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击败了梯也尔的反革命进攻，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巴黎公社起义者根据阶级本能和政治经验，认识到常备军和官吏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两个主要机关，他们在起义胜利后，立即破除这两个机关。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撤销常备军改由国民自卫军代替的法令》。法令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不得在巴黎成立或调入任何武装部队”；“所有适合股役的公民都编入国民自卫军”①①。公社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资产阶级营。

同时，公社又在《宣布凡尔赛政府命令、指示无效的法令》中规定：“公社现在是唯一的政权，……各种社会机关的职员今后必须确认凡尔赛政府或其拥护者所发出的命令或通知为无效，无法律效力。……任何官吏或职员凡不服从本法令者，立即解除其职务。”①②公社撤除了留在巴黎的反动官吏的职务，要求旧政府的一般职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办事。

公社打破了旧的司法机关，废除了反动法统，规定法官由人民选举，公社直接任命检察长。

公社在破除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物质支柱──常备军之后，又立刻着手破除它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宣布政教分离，取消宗教特权，等等。

巴黎公社起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否定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他们不是象蒲鲁东主义主张的那样，搞什么无政府状态，而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他们不是象布朗基主义主张的那样，搞什么少数革命家的专政，而是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初步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说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第一，公社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它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中产生的，是在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它存在的短短的七十二天中，进行了反对国内和国际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英勇斗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说明一八七一年革命的社会实质的宣言》，把这种斗争称为“寄生生活和劳动、剥削和生产在相互搏斗”①③的伟大斗争。

第二，公社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革命政权。它的主要支柱是工人武装，“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①④。它拥有工人和他们的群众组织的广泛支持。它的政策多数出自群众的倡议，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它的领导成员由群众选举产生，接受群众监督，群众可以依法撤换和罢免。

第三，公社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议会式的革命政权。在公社中“代表机关仍然存在，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机构，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议员们享有特权的议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①⑤公社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委员会颁布法律，委员会委员执行法律，并对委员会和人民负责。

第四，公社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政权。“因为公社不是为某种地方性的或狭隘的民族任务而斗争，而是为全体劳动人类、为全体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的解放而斗争。”①⑥《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宣布：“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①⑦。

第五，公社是一个以消灭剥削为目标的革命政权。“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①⑧。

巴黎公社的这些特征说明，它是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对立物，它不是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而是被剥削者掌握自己命运，争取自身解放的工具。因此，反动派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冒牌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也攻击公社“是由很少的选民选出来的，它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无名之辈，他们在能力上、甚至有时在人格上──至少对某些人说来──都是可以怀疑的”①⑨。他美化凡尔赛的国民议会，攻击公社是发动内战的罪魁。他说：“啊，内战呀！可怕的斗争！大炮在怒吼！杀呀，死呀，那些在国民议会里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和平解决这个流血问题的人，竟被迫不能作出任何行动，发出任何呐喊，也不能说任何话了！”②⑩这个叛徒的这些无耻谎言，活生生地勾画出一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丑恶嘴脸。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决驳斥了反动派对巴黎公社的污蔑。他们指出，公社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因而是一个不完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在实现无产阶级的统治方面，作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尝试。马克思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指出，公社这种政权形式，以及公社的一些正确的措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产物，是人民群众创造性的结晶。拿起枪杆子力争自身解放权利，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无产阶级，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冲破了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束缚，在斗争中闯出一条路来。恩格斯说：“公社是旧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坟墓，但同时也是新的（对法国来说）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②②“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据蒲鲁东的方案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的尝试却一点也不曾做过。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活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措施──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团体──一点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②③列宁说：“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②④

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最主要的内容，这是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议会痴呆症”和“无产阶级专政恐惧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列宁和斯大林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现在，世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等等反动言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变化，宣传不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也可以夺取政权，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骗人鬼话。

从巴黎公社起义到现在，这九十多年中，世界上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无论那一方面的变化，都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本性。资本主义制度越是临近死亡，资产阶级就越是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器，进行垂死挣扎。以美国为例，它在一八七一年只有军队四万二千多人，现在竟达二百六十多万人。这支军队和俾斯麦、拿破仑第三、梯也尔的军队比较起来，不仅在人数上庞大几倍或几十倍，在装备上精良几百倍，而且在反动程度上穷凶极恶几千倍。它充当着国际宪兵的角色，既想扼杀美国的革命运动，又想扼杀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空前庞大、空前反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用武装颠覆，用和平演变，用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疯狂地破坏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条件下，宣传所谓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也可以夺取政权，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宣传假革命、真投降，就是贩卖假社会主义，维护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正是贩卖假革命、假社会主义的掮客。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防止自己的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无产阶级阶级国家机关的干部，一律废除高薪、兼薪，不得享有任何特权

怎样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发生蜕化变质？巴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一些探索，采取了一些虽然是初步的但意义极其深远的措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②⑤

人民群众是巴黎公社的真正主人。公社存在的期间，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他们在自己的组织里讨论国家大事，每天都有两万名左右的积极分子出席俱乐部会议，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提出倡议或批评。他们还通过向革命报刊投稿写信等方式，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人民群众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公社力量的源泉。

巴黎公社的委员很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他们出席群众的各种会议，研究群众的来信。公社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在给公社秘书的通知里说：“我们每天收到大批口头和书面的建议，其中有些是个人提出的，有些是在俱乐部或在国际支部通过的。这往往是一些很好的建议，应该提交公社审查。”②⑥公社确实是认真考虑并采纳了群众的建议，公社许多著名的法令，诸如废除公职人员的高薪制、取消欠缴的房租、实行非宗教教育、禁止面包工人夜间劳动等等，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建议为基础的。

人民群众还对公社的委员、公社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监督。第三区公社俱乐部在一项决议中说：“人民在当家作主……，如果你们选出来的人表现动摇或停滞不前的话，请把他们推向前进，以便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争取我们的权利、巩固共和国、使正义事业获得胜利。”群众批评公社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对付反革命、逃兵和叛徒，没有及时施行自己通过的法令以及委员中的某些不团结现象。例如，四月二十七日《杜歇老爹报》上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说：“请经常推动一下公社委员，请他们不要打瞌睡，不要拖延实行自己的法令。让他们永远避免私人纷争，因为只有他们意见一致，他们才有更大的力量来保卫公社。”

撤换、罢免违反人民利益的被选举者，也并非一句空话。公社撤了布朗舍的委员职务，因为他当过僧侣、商人、密探，巴黎被围时暗藏在国民自卫军中，并用假名混进公社。公社撤了克吕泽烈的军事代表职务，因为他“玩忽职守……几乎丢失伊西炮台”。在这之前，叛徒留尔耶也被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撤职并逮捕。

巴黎公社坚决废除国家机关干部的任何特权，特别是在工资方面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

我们知道，剥削阶级国家为了培养一批高高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总是给官吏以优厚的待遇和种种特权。高官厚禄，横行霸道，这就是剥削阶级官吏的写照。就拿法国第二帝国时期来说，当时官吏的年薪是：国会议员三万法郎，部长五万法郎，枢密院委员十万法郎，国务参事十三万法郎。如果一个人挂几个官衔，收入就更多，拿破仑第三宠臣鲁埃，身兼议员、枢密院委员、国务参事三职，每年薪俸二十六万法郎，相当于巴黎一个熟练工人一百五十年的收入。至于拿破仑第三，每年由国库拨给两千五百万法郎，外加各种津贴，总共为三千万法郎。

法国无产阶级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在巴黎公社成立以前，就多次提出废除官员高薪制的要求。巴黎公社成立后，实现了劳动人民的这个宿愿。四月一日，颁布了规定公职人员最高年薪为六千法郎的著名法令。法令指出：以前“各公共机关里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而“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②⑦。年薪六千法郎，这相当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据著名科学家赫胥黎计算，这种薪额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

巴黎公社还禁止公职人员在兼职时取兼薪。五月十九日的决议说：“鉴于在公社制度下，每种职务都有一定的报酬，其数额足以保障供职者的生活和操守。……公社决定：禁止一切兼职兼薪；公社公职人员除从事其本身工作外应当协助其他方面的工作，但无权另得任何报酬。”②⑧

巴黎公社在取消高薪、禁止兼薪的同时，还提高低薪，缩小工资差距。以邮局为例，低薪每年从八百法郎提高到一千二百法郎，增加百分之五十；高薪从每年一万二千法郎降为六千法郎，降低一半。为了保障低薪人员的生活，公社还明文禁止一切形式的扣款和罚款。

公社委员们模范地执行了公社关于废除特权、取消高薪兼薪的规定。公社邮政局负责人、公社委员泰斯，按规定应领月薪五百法郎，但他只领取四百五十法郎。公社将领符卢勃列斯基放弃了将官薪俸，拒绝迁到拨给他的耶利谢伊宫，并说：“将军的住处只能在士兵当中”。

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还通过了取消将军军衔的决议。该委员会在四月六日的决议里说：“考虑到将军的军衔跟国民自卫军的民主组织原则不相容，兹决定：取消将军军衔”②⑨。可惜，这个决议没有贯彻下去。

国家领导人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他们有多干工作的义务，没有多拿报酬的权利，更没有任何特权。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其伟大意义不仅在于真正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口号；不仅在于扫除了剥削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所谓国务活动的“神秘性”、“特殊性”，把国务活动变成工人职务的一种，把国家机关干部变成使用“特种工具”的工人；而且在于从物质待遇方面提供防止国家机关干部发生蜕化变质的条件。列宁说：“一切政权机关不仅通过选举产生，不仅随时可以撤换，而且它们的劳动报酬不是同‘老爷一样’，不是同资产阶级一样，而是同工人一样，──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理想。”②⑩他又说：“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 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从压迫者的民主制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制，从国家这个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转变为由人民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照例’不讲它”　③①。

确实如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正是把巴黎公社的这一条重要经验忘得干干净净。他们追求特权，利用特权地位，化公为私，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占有高过一般工农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这些人从政治立场到生活方式，都是背向劳动人民，面向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官僚看齐。他们还用高工资、高奖励、高稿酬、高津贴以及花样繁多的捞钱办法，大力培植高薪特权阶层，力图加强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他们大肆鼓吹“物质刺激”，说什么“卢布是强有力的火车头”，应该“用卢布来教育人们”，企图用金钱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心目中的巴黎公社的“幼稚行为”比较一下，人们就可以清楚看出，什么是人民的公仆，什么是人民的老爷，什么是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恩格斯曾说过：“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③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你们想知道蜕化变质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的苏联的“全民国家”。

无产阶级必须警惕敌人的假和谈、真备战，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既包括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包括许多沉痛的教训。

公社是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分担领导的，这两派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都缺乏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他们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由于自觉性不够，犯了许多错误。其中主要错误之一是，上了敌人的假和谈真备战的当，没有乘胜追歼穷寇，让敌人有机会利用假谈判争取喘息时间、重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坐失扩大革命胜利的时机。

一切剥削阶级历来交替使用或同时并用暴力镇压与和平欺骗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当他们还没有作好向人民进攻的充分准备或遭到革命力量打击时，往往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人民；一旦他们自认为有力量战胜革命人民时，就挥舞屠刀进行血腥的屠杀。梯也尔就是用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付巴黎公社的。

梯也尔仓惶逃往凡尔赛以后，只剩下一万五、六千名军警，这些士气低落、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将，根本不是在数量上、斗志上都占有很大优势的巴黎工人武装的对手。何况，巴黎和凡尔赛两地相距十八公里，巴黎工人武装完全可能朝发而夕至。梯也尔在讲到当时的情况时也不得不承认说：“这是我一生最不好过的日子。巴黎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凡尔赛完蛋了。只要我们一到，士兵就会举枪投降。’我确信不至于如此；不过，只要向我们进攻的敌人有七、八万人，我也不敢担保说我的军队是可靠的，因为军队会由于数量相差悬殊而发生动摇。”③③于是，老奸巨滑的梯也尔为了争取在凡尔赛站住脚跟，为了争取更多时间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就大搞“谈判”阴谋，大放“和平”烟幕。

梯也尔首先指示巴黎各区区长，抓住公社选举问题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谈判，尽量纠缠，拖延时间，转移中央委员会的注意力，直到凡尔赛准备好进攻为止。这时国民议会也表示同意进行巴黎市政选举，和区长们的谈判阴谋配合。谈判一直拖了八天，公社选举日期一延再延。凡尔赛得到了喘息，巴黎公社却错过了直捣反革命巢穴的时机。事后，区长们道出了假谈判真备战的真象。吉拉尔说：“我们采取这种反对立场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阻挠巴黎公社的军队进军凡尔赛。……我们在这几天进行反抗，就使政府可以做好防御的准备。”③④德马列也说：“我认为我有继续冒险的必要，以便使凡尔赛政府赢得时间来武装自己。”③⑤

其次，梯也尔高唱“不干涉巴黎”的“和平”高调，打起“保护共和国”的幌子。马克思说：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三月二十一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三月二十七日，他又声明说：‘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③⑥梯也尔这种做法，是想把老共和分子搜罗到自己的周围，并为自己的反动政权涂脂抹粉；是想蒙蔽外省视听，拉拢中等阶级；是想麻痹巴黎，孤立无产阶级。他的所谓“不干涉”背后隐藏着最大的杀机，他的所谓“保护共和国”就是准备消灭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另一种说法。

在大搞“谈判”阴谋、大放“和平”烟幕的同时，梯也尔极力准备武装镇压的一手。他搜罗残兵败将，同俾斯麦乞求放回法国战俘，并派人在战俘中进行反对公社的宣传和训练；他根据进攻巴黎的需要，建立了宪兵队、骑兵队和炮兵队；他向巴黎派遣大量的间谍，收集军事情报；他组织对巴黎的围困，在巴黎周围修工事、筑炮台；他开动宣传机器，大肆诬蔑巴黎公社，为镇压起义作舆论准备。凡尔赛经过半个月的多方准备，就在四月初开始向巴黎发动武装进攻。

从四月初到五月初，梯也尔的军事力量仍然比较薄弱。普鲁士释放的战俘不多，军事进攻进展不快，战胜巴黎的把握不大。因此，梯也尔在这段时间一边打，一边继续玩弄和平欺骗。他一方面，疯狂地屠杀公社战士，要求普鲁士更多的增援；另一方面，又利用“巴黎权利共和同盟”之类的资产阶级团体的所谓调解进行诱降，企图诱骗公社放下武器，交出政权，取得战场上尚未取得的胜利。例如，四月二十七日他在议会上说：“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③⑦五月八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③⑧

但是，到了五月中旬，普鲁士又释放了很多战俘，凡尔赛组成一以数达十三万的军队，麦克马洪向梯也尔保证可以很快打进巴黎，这时，梯也尔就把“和平”、“谈判”、“不干涉”等等幌子，扔得干干净净，他马上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③⑨。他叫嚷：“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④⑩他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

巴黎公社委员对于梯也尔的反革命的两手策略认识并不一致。多数人对反动阶级的本性认识模糊，存在着和平幻想。巴黎起胜利以后，一些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宣传通过选举实现国内和平，说什么“选举比杀人要好一些……。只有一致的、庄严的、占压倒优势的选举才能有助于斗争，才能使劳动者得到保障”④①。说什么“只有选举才能使人们的头脑冷静，才能使大街上平安无事，才能恢复信任、保证安全、建立正规的行政机构，最后，才能终止在血泊中毁灭共和国的仇杀”④②。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也强调“要温和”，“要宽宏大量”，要把“两个光辉的大字：博爱”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投票建立公社，可能避免内战。于是一方面下令拆除街垒，一方面开展选举的准备工作，并就选举的日期、程序、办法以及其他技术性问题，同巴黎各区区长进行多次谈判。

但是，选票并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魔力。它既没有“使大街上平安无事”，更没有“使劳动者得到保障”。恰恰相反，忙于选举、忙于谈判的巴黎，失掉了加强革命力量的时机，忽略了扩大革命胜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它没有封闭首都城门或控制交通，让反动分子随意进出；没有彻底镇压反革命活动；没有占领法兰西银行；没有进攻凡尔赛等等。而凡尔赛却得到加强反革命力量的时机，作了进攻巴黎的种种准备。

有一部分公社委员看穿了梯也尔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们对梯也尔玩弄的和平阴谋进行了揭露，对于资产阶级团体散布的妥协和解的幻想和公社内部的和平麻痹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在五月四日的公社委员会上，公社委员巴斯卡尔·格鲁塞说：“公民们，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反动派戴着和解的假面具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而这个假面具还没有被戳破。”④③“在凡尔赛政府屡次发表声明之后继续谈论和解，在炮声隆隆和我们的弟兄被凡尔赛凶手们的子弹打死的时候高谈和解，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这就是削弱巴黎的防务，这就是怂恿公民表现软弱和临阵脱逃。实际上，这也就是议论投降和失败。”④④革命报纸和群众团体也纷纷揭露反革命的“和谈”阴谋，批判和解幻想。《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严正指出：“不，巴黎的劳动妇女所要求的不是这种和平，而是战斗到底！在今天，媾和就是背叛！……就是背弃劳动者自身的解放！”④⑤俱乐部始终坚决反对妥协，不许妥协分子出席会议，有的还派代表团向公社声明：谁要是主张同凡尔赛停战，谁就要被宣布为叛徒。可惜，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完全被接受，一直到凡尔赛匪徒开始向巴黎进攻时，还有许多人没有觉悟，还在醉心于公社委员的补选工作。当时这种情况的目击者利沙加勒写道：“全巴黎都倾听着炮火的疯狂轰击。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次攻击，从二十八日以来，人们就生活在一种盲目的信任中──毫无疑问，这是礼炮，从最坏方面着想也不过是一场误会。”④⑥等到发现这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进攻时，尽管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抵抗，但因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不足，已为时晚矣！

凡尔赛在磨刀，巴黎在投票；凡尔赛在备战，巴黎在谈判。结果，凡尔赛匪徒手执屠刀攻进巴黎。他们枪杀被俘的公社委员和士兵，枪杀教堂里的避难群众，枪杀医院里的伤兵；他们枪杀年老的工人，说这些人多次造反，“罪恶”深重；他们枪杀女工，说这些人是所谓“卖油女”──纵火犯，“只有死后才象个女人”；他们枪杀童工，说这些人“长大后必定是暴徒”。他们把这场叫作“打猎”的大屠杀，延续了整整一个六月。巴黎到处是尸体，塞纳河里出现了一条血流，公社被淹没在血海之中。三万多人被屠杀，十多万人被判刑或被迫逃亡，凡尔赛就是这样“报答”巴黎的“仁慈”和“宽大”的，就是这样结束他们的假谈判真备战的骗局的。这是一次极其沉痛的血的教训。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穷寇，一定要追歼，落水狗，一定要打死，决不能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如果说，九十五年前，巴黎公社的一大部分委员没有及时识破梯也尔的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不清的话；那么现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处处为美帝国主义的假和平真侵略效劳，就决不是什么认识问题，而完全是站在叛徒的立场上，伙同美帝国主义者，企图用反革命两手，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时代在前进，人民在前进，革命在前进。革命的人民越来越懂得，如何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连同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手阴谋，终究是要被人民干净、彻底、全部地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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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时说：“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七月十四日或九月二十二日吧。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三月十八日。”④⑦

现在，当我们纪念无产阶级的节日──巴黎公社起义九十五周年时，环顾全球，看到的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伟大革命局面。历史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在九十五年前的预言：“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④⑧“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④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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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二四四页。

②③《（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二页。

④《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五三四页。

⑤《（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四二页。

⑥《（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八六至五八七页。

⑦⑧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七一页。

⑨⑩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一○七页。

①①　①②《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五年版，第五二、五三页。

①③《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第一四五页。

①④《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四六八页。

①⑤《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一一页。

①⑥《纪念公社》。《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二五页。

①⑦参看《（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七六页。

①⑧ ②①《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六二、三六一页。

①⑨　②⑩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商务印书馆一六二年版，第二二七、二二六页。

②②恩格斯：《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给倍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二九一页。

②③《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七页。

②④《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页。

②⑤《（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八页。

②⑥《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第五五六页。

②⑦《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一八七一年四月二日。见《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第一○三页。

②⑧《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卷，第四八四页。（译文略有更动）

②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一八七一年四月八日。

③⑩《论无产阶级的民警》。《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四页。

③①《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七页。

③②《（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二九页。

③③《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第二○六至二○七页。

③④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三○一页。

③⑤参看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三○页。

③⑥《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七二页。

③⑦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七四页。

③⑧ ③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七六页。

④⑩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三八○页。

④①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三一○页。

④②参看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第三一○页。

④③　④④《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二卷，第一三八页。

④⑤《巴黎公社史料辑要》，第三五页。

④⑥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一七一页。

④⑦《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三一页。

④⑧《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七七页。

④⑨《（法兰西内战）二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五○页。

  （原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