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曾经这样讥笑过当时德国的一个庸人、唯心主义者：“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①

吴晗同志把他写《海瑞罢官》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他那套道德论的支配；大概他之所以陷入泥潭，也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不过，在吴晗同志这里，却不单是唯心主义，重要的是他耍了一个花招：回避政治问题，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学术领域里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这是办不到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寻求毒草的根源，必须到阶级斗争中去找。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是代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的。他不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而是被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迷住”了。

“你们拿大帽子压人！”──朋友们，不要发脾气，这里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辩论。请看看我们的分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真理愈辩愈明。真理是驳不倒的，驳倒的就不是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请反对的，不赞成的，不完全赞成的朋友们、同志们来反驳、批评。对完全反对的反驳，我们愿意争论，奉陪到底；对不完全赞成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愿意和同志们讨论。把我们的意见驳倒了，有根有据地证明我们的意见部分的错了，或者完全错了，我们愿意检讨。

（一）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在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吴晗同志急急忙忙地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②。在这篇所谓“自我批评”的文章里，表面上，吴晗同志给自己扣上一些空洞的帽子，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等等；实际上却歪曲事实，指东说西，多方掩盖，极力避开问题的实质，避开《海瑞罢官》的要害，并给自己下了个结论：“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还含沙射影地攻击从政治上批评他的同志。

但是，事情出乎吴晗同志的“始料所及”。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反而帮助了人们看清他的问题的要害，看清他歌颂海瑞的目的所在，看出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吴晗同志文章的第一节，小标题叫作《我为什么研究海瑞？》，在这个标题下，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年，跟“单干风”无关；可是这样一来，他自己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同庐山会议联系了起来，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吴晗同志为了掩护手臂，却把屁股露出来了。

吴晗同志写道：“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他自己回答道：“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这段文章，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十分赞成，“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弄清楚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吴晗同志把《论海瑞》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他这篇文章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这个说法，你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呢？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既然，吴晗同志自己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分析和批评也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一些我们在后面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先说他的“排队”。

照理，既然是在《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的标题下排队，就应该说一说每篇文章的写作目的，那怕是简略地说一说。可是对头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却只写了“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一句话，请问吴晗同志，在那个时候，你不是一再说写历史文章必须“古为今用”吗？不是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吗？在现在，你不是说要“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吗？你这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庐山会议前夕，究竟是怎样“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哪个阶级之用？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哪些“好品德”？对此，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然而，对于第二篇文章，即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的《论海瑞》，吴晗同志却大做起文章来了。他大讲而特讲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呢？吴晗同志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一段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可是，关于这段话，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与他的全文是根本不协调的，完全是外加的。当时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称海瑞”；而《论海瑞》则极力歌颂海瑞，把反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海瑞写成“人民的救星”，并要人们学习海瑞的所谓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反对“乡愿”、“不屈服”的精神，这样的货色，竟会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岂不是海外奇谈！其实，《论海瑞》也是一株毒草，这一点，在本文第四节里再来分析。

撒谎，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总是破绽百出的。既然写《论海瑞》的时候是清醒的，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对于紧跟着《论海瑞》、“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这是吴晗同志自己说的，见《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也应该是清醒的，为政治服务的，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了。可是，不行，《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了，找不着辩护的借口。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忽然“糊涂”了，对它的现实意义“一点也没有想”了，忽然“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了！

好吧，就让我们讨论讨论他的所谓“糊涂”、所谓“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

让我们看看，吴晗同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在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他自己说了些什么？

（一）一九六○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说：今天的人们要学习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好品德”。

（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出单行本时写的序言中说：“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按：指以退田为主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你看，当时吴晗同志自己出来证明，他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对它的现实意义，不是“一点也没有想”，而是曾“多次翻复”地想过。

（三）《海瑞罢官》一上演，吴晗同志在《北京晚报》上借讨论历史剧之名大肆宣扬这出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目的讲得一清二楚。他说：“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③

（四）吴晗同志说：“作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戏剧艺术来看，历史剧和故事剧是必须有区别的。”──见吴晗《谈历史剧》。此文发表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据吴晗同志自己说：《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那么，他写这个历史剧，当然是有意识地力求使它成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

（五）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的《文汇报》，又发表了《再谈历史剧》。他说：“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要使历史上……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请读者注意：吴晗同志是认为历史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见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引者注），特别是我们祖先艰苦朴素，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历史剧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又说：历史剧要“结合当前的实际要求”。这是在《海瑞罢官》上演后，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这些话正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经验之谈和自我表白。

（六）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了《论历史剧》。他说：正确的历史剧“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七）一九六一年《戏剧报》第九、十期合刊发表了吴晗同志的答记者问（五月十八日吴晗同志作答）。这篇答记者问，是以如下的导语开头的：“历史家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在这篇答记者问中，吴晗同志大讲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他说：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就是“使观众从中汲取某些经验、教训，好的吸收，不好的引以为戒，达到鼓舞士气、加强斗志，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质”。又说：“谁都会看戏，男女老幼，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都可以从历史剧受到教育。历史剧的作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教育。”这也是吴晗同志写作《海瑞罢官》的自我表白。

（八）一九五九年底，就在吴晗同志将动手写《海瑞罢官》时，他也明白地说：历史剧必须“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并且承认自己过去“也常常……‘指桑骂槐’。”④

上述种种，都是吴晗同志亲口讲出来，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

不仅吴晗同志自己这么说，就是在《海瑞罢官》上演时，大肆吹捧《海瑞罢官》的吴晗同志的朋友，对这出戏的现实意义，也是很清楚，并且极力设法宣传。他们同吴晗同志称兄道弟，庆贺《海瑞罢官》的出笼，竞相宣传《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繁星说：《海瑞罢官》是“新鲜好戏”，因此“赶戏场、挑座位”，“一面看，一面脑子里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至于脑子里“转个不停”的是什么，不便于“细说”，只好“私下去讨论”⑤。史优（即孟超）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它所塑造的人物“生动感人的出现在舞台上”，“予读者或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⑥。方三也说：《海瑞罢官》“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滋养”⑦。邓允建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现在又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新途径”⑧。

想当年，吴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气得很，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大肆宣扬《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惟恐读者和观众不懂得它的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而今天，吴晗同志却来了个急转弯。黑墨落在白纸上，斧头也砍不掉。可是吴晗同志竟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抹煞事实，装起糊涂来了，说什么“古为今用”的问题，“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海瑞罢官》没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

吴晗同志咒骂自己“糊涂”，狠狠地指责自己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读者同志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汉人同志不是反对说吴晗同志假装糊涂吗⑨，那么请他就我们所摆的上述事实进行分析和反驳，证明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确是糊涂，确是“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我们的讨论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徒托空言的抽象议论，虽然“其言甚辩”、“其声甚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吴晗同志，你不是说，《海瑞罢官》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论海瑞》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吗？你不是说，写历史、历史剧，写海瑞、《海瑞罢官》，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吗？这是多么正确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所谓“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反而说当时“糊涂”了，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

我们说：这是在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这是因为他心虚胆怯，心中有鬼，心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时汉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那么请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上述种种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毕竟不可以由吴晗同志任意涂抹。历史是无情的。谁如果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终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历史是由个人来写的。但是，个人写下的历史，却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而更改。吴晗同志当然也不能改变已经写下的他自己的历史。历史将向人民作证，谁个忠诚，谁个虚伪，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谁真正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完全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今天他之所以对为什么写《海瑞骂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蝉，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下面，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海瑞骂皇帝》⑩单取一个“骂”字。吴晗同志究竟是骂谁呢？

如果是真正研究海瑞上疏的那段历史，就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指出海瑞“骂”皇帝的阶级内容（那怕是分析得不好，甚至有错误呢！）。但是，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却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一字不提，既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揭露地主阶级本身的矛盾，甚至连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情况都没有具体说。通篇只写一个“骂”字，从头“骂”到底。翻来复去强调“骂得痛快”，什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等等。

吴晗同志为了“骂得痛快”，根本改铸了历史，也改铸了海瑞。

海瑞骂皇帝，这句话本身就是歪曲历史的。海瑞向皇帝上的《治安疏》，从本质上说是劝皇帝、爱皇帝、对皇帝的谏诤、批评是有的，并且有些话很尖锐，但实质上还是贯彻一个“忠”字，而不是骂，更不是什么“骂得痛快”。

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正象《治安疏》中所说的，是在于“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因此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疏中对嘉靖皇帝朱厚ｃōｎｇ＠①有不少批评；但是即使在批评的时候，海瑞的敬爱之心仍跃然纸上。他首先歌颂朱厚ｃōｎｇ＠①“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说他“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太平指日可期”，“高汉文帝远甚（即比汉文帝高多了）”。继而又替朱厚ｃōｎｇ＠①辩解，说“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意思是说，皇帝有错不算什么，圣人也是有过错的，问题在于“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并指责大臣说：“诸臣欺君之罪大矣！”

从头至尾，贯彻在《治安疏》中的是“忠”字。海瑞由于“受国恩厚矣”，而“请执有犯无隐之义”，虽有所犯，但都是逆耳的忠言。这一点，连朱厚ｃōｎｇ＠①也是清楚的。朱厚ｃōｎｇ＠①在看了《治安疏》之后，感情很复杂：初览，“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为感动太息，称有比干之忠。”①①又秘密地对徐阶说：“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视朝。”①②朱厚ｃōｎｇ＠①知道海瑞的忠心，海瑞也深深知道朱家王朝对他的厚意。海瑞后来在追述这段故事时说：“当是之时，即蒙陛下念臣一点赤忱，虽冒出位妄言之罪，实存忠君报国之心，特命左右侍臣传谕刑部及锦衣卫官，毋加重刑，留臣后用。"①③在海瑞死时，万历皇帝朱翊钧赐谥“忠介”，表彰他对朱家王朝的忠贞。

海瑞对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在他听到朱厚ｃōｎｇ＠①死讯时，表现得更为突出。《明史》本传记载：“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即被处死），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皇帝死了），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上距海瑞不远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极力赞叹海瑞这种“忠臣心事”。他说：“噫！到此然后知公真忠，一片心肠，有贯彻千古者！人须于此处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

几百年来，海瑞之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是由于海瑞的“忠臣心事”，是由于海瑞对皇帝的“真忠”，而决不是如吴晗同志所说的由于对皇帝的“真骂”，由于他“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

以熟悉明史著称的吴晗同志，不但把海瑞对地主阶级的忠贞隐瞒了，而且连朱厚ｃōｎｇ＠①死时海瑞哭皇帝的故事也隐瞒了。

吴晗同志在《海瑞骂皇帝》一文中，来了这么一段：“《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然后，他全部引用何乔远的《名山藏》海瑞传的资料。其实不仅《明史》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经过删节，《名山藏》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也是经过删节的。就这一点说，二者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名山藏》海瑞传没有海瑞哭皇帝一段。海瑞哭皇帝是海瑞上疏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吴晗同志写历史文章，向来是重于故事情节的，可是他这回却一反其多年习惯，对海瑞哭皇帝这样的“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一九五九年写的《海瑞骂皇帝》上，还是在一九六一年修改出版的《海瑞的故事》上，都只字不提。居心何在，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吴晗同志不过是要借已死的海瑞之口来“骂得痛快”，宣扬抽象的“敢骂”，进行煽动；如果写上海瑞哭皇帝这一节，就会使读者想到海瑞是忠于他自己的阶级的，忠于他自己阶级的领袖的；那样就不能收到吴晗同志所预期的效果了。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不用《明史·海瑞传》的一个原因。

吴晗同志既不用《明史》所录《治安疏》，也不用《治安疏》原文。吴晗同志注明，《海瑞骂皇帝》所述《治安疏》上的话，是根据《名山藏》上的《治安疏》翻译的。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二者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吴晗同志所翻译的文字同《名山藏》所载《治安疏》，牛头不对马嘴，根本对不上茬口。有的是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有的完全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作者任意添加的。例如：

吴文：“你比汉文帝怎样？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只讲玄修，……滥给人官做……”这一段和《名山藏》原文大有出入。“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滥给人官做”，这都是原文没有的。

吴文“你要知道玄修无益”这一段，篡改、删削不少。最后一句，《名山藏》原文是：“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尧舜禹汤文武之域，使诸臣亦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吴晗同志则写作“洗数十年君道之误，做些好事才是”，在把《海瑞骂皇帝》编入《海瑞的故事》中时，竟然改作：“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

吴文：“一意玄修，……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主要的是修醮，……”这一大段，歪曲得最不象话。《名山藏》原文是：“陛下之误，大端在修醮”，意思是说，“陛下的错误，主要在修醮”，并没有“你的错误太多了”这个意思。“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一句，纯属捏造。《名山藏》上下原文是：“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详审，扰乱政事，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是己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之不当，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误陛下终于不释，诸臣欺君之罪大矣！”海瑞这段话的大意是讲，臣子们自己有私心，扰乱政事，不合于陛下的意思，遂说陛下自以为是，拒绝谏劝。抓住陛下一两件不恰当的事，臆造陛下所有的事都这样，陷误陛下，臣子们欺君之罪太大了！吴晗同志竟斩头去尾，挖取“是己拒谏”四个字，译成“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这真是“偷天换日”的妙计。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死抱住《名山藏》呢？《丘海二公集》是很容易见到的一本书，这本书上所载海瑞《治安疏》是全文，是第一手资料；《名山藏》所载《治安疏》是据全文摘录的，是第二手资料，但是这本书很不容易找到。向来强调第一手资料的吴晗同志，却偏偏不用第一手资料，而用摘录的第二手资料。他的用意是，以为人们没有见到《名山藏》，会认为那些骂人的话，虽然《丘海二公集》中没有（或者意思不同），《名山藏》上一定是有的，一定是那样记载的。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的又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吴晗同志在当时为什么那样大肆宣传他自己绝对忠于史料、历史剧必须“处处有本，字字有据”的真意了。这是要制造一种神话，仿佛凡吴晗同志所写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必怀疑，不要查对，而要绝对地相信。这样，吴晗同志就可以很放手地歪曲历史、走私放毒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骂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历史、经过精心编制的一篇骂人文章。吴晗同志的“运思独苦”之处在于，既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人，又使人觉得似乎是那位已经死了好几百年的海瑞在骂皇帝。

剥开《海瑞骂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海瑞骂皇帝》是通过海瑞之口来骂现在的人。

图穷匕首见。真正骂人，“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应读作“非常之恶毒”）的是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究竟骂谁呢？他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

吴晗同志发表《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当庐山会议前夕。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在疯狂地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恶毒地辱骂我们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来；那时，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中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会议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公开向党进攻，疯狂地辱骂我们党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编造的《海瑞骂皇帝》出笼了。很显然，这篇文章的社会作用，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鼓励牛鬼蛇神骂党“骂得痛快”；鼓励他们大骂而特骂，说“同情”和“支持”他们骂的“到处都是”。《海瑞骂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文章；今天，只要没有偏见，又认真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是不难看出它的反动的政治性的。

旧剧每出大将，要打“急急风”的锣鼓来助威；《海瑞骂皇帝》，就是给要出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将”打“急急风”的锣鼓助威的。──吴晗同志当时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论斗争说来不是重要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促使人们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出来为这个阶级或者为那个阶级说话，如“骨鲠在喉”，非吐出来不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紧跟着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上海出了一出“海瑞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对于这出戏，丁学雷同志分析得好。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正蓬勃发展，我们大举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海瑞上疏》出现了，真的“在戏上骂”了。《海瑞上疏》的编导者，在吴晗同志《海瑞骂皇帝》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海瑞上疏》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①④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得很好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说，丁学雷同志对于《海瑞上疏》的分析和批评对不对呢？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唱之于前，《海瑞上疏》和之于后，一唱一和，两者如出一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不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是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不是，那就请讲出道理来吧。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吴晗同志也是这样。吴晗同志自己说过：“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的启发作用”。他在庐山会议前夕，写海瑞就是着眼于海瑞敢于骂的方面对于“人们的启发作用”，即“启发”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骂我们的党和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又着眼于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这个方面来“启发”人了。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他苦心经营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吧。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海瑞罢官》①⑤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就是“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不丧气、不屈服的所谓高尚品德，给今天的所谓“海瑞”们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当然，一出坏戏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作者的用意是多方面的。《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它是当时牛鬼蛇神开始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的反映，它起着鼓吹“单干风”、“翻案风”的作用。从吴晗同志的主要用意来说，从剧本的主要思想来看，从吹捧这出戏的文章来看，《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则是“罢官”。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写道：“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在这里，他把《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已经点得明明白白了。

从戏剧本身来看，吴晗同志是紧紧地围绕着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展开的。

《海瑞罢官》是紧接着《海瑞骂皇帝》之后写的。海瑞一出场，就通过郑愉的口说：海瑞“把皇上骂苦了，皇上大怒，要问他斩罪”，“海瑞关在天牢，受尽了刑罚。到皇上驾崩，才被赦出狱”。吴晗同志再一次歌颂海瑞的敢于“骂”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

在“骂”的同时，剧本就替“罢官”写了伏笔。乡民丙歌唱海瑞在淳安时的德政，唱词的最后一句点了一下主题：“调官去赢得了百姓心酸。”剧情越向前发展，剧本的主题思想也就更清楚。第五场《母训》中，作者借海瑞母亲的嘴，完全亮明了主题思想：“媳妇啊，你丈夫为官清正，刚直知名，纵然罢官坐牢，还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这正是他的好处哪。”又对海瑞说：“纵说你有蹉跌被人倾陷，回琼岛饱看那绿水青山。”第七场《求情》中，作者通过徐阶向海瑞替儿子求情，特意虚构了一场海瑞同徐阶的所谓面对面的斗争，以便进一步刻划出一个不怕丢官，丢了官仍不屈服的“英雄”形象：

“徐阶：（唱）得罪了众乡官同心较量，只怕你乌纱帽戴不久长。

海瑞：哼！哼！哈哈，哈哈！乌纱帽吗？海瑞死都不怕，何况区区一 顶乌纱帽！喏！喏！（取下乌纱帽）……徐太师，纱帽在此，纱帽在此： 海瑞不只做官，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朝旨一下，立刻归田。……（唱）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

“罢官”这个主题思想，“画龙点睛”是点在最后一场《罢官》上。《罢官》是全剧的最高峰。在这一场，吴晗同志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海瑞”身上。《罢官》这最后一场戏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为“海瑞”辩理，说“海瑞”罢官是被人“阴谋倾陷”，气昂昂地唱出“将我罢职理不公”！

第二，对被罢了官的“海瑞”，寄以无限的同情。通过“海瑞”唱出：“海瑞罢官姓名香”；并且在闭幕时，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这是一首出自作者肺腑的诗。千万条相思牵系着作者的心，多么缠绵悱恻的感情？！“万家生佛把香烧”，多么崇敬虔诚的“深情”！“天寒地冻风萧萧”，又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气候啊？！这样的“佳句”，作者不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剧”（剧者，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阶级斗争也）中去，是写不出来的。

第三，剧本还大叫被罢官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即卷土重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笔。这里喊出了：“海青天回来吧！”

第四，为了突出海瑞罢官之后的不屈精神，作者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被罢了官的海瑞打扮成胜利的英雄，而不致走得“灰溜溜的”。

吴晗同志曾经十分得意地叙述最后一场写作的经过，他说：“故事的收场”，“原来几稿”，“写海瑞便服离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别，从老百姓口中歌唱对海瑞的怀念和惜别情绪；中间插入新任巡抚戴凤翔到任，徐阶和众官员迎接的场面。”海瑞同戴凤翔、徐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在人民愤怒声中戴凤翔、徐阶仓皇鼠窜，海瑞一行人也就此离去。”（⑸⑹）编造这个收场，被罢了官的海瑞已经是够威风的了。但是，吴晗同志说，这样收场，还是叫“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没劲头，弄得无法下台”。怎样才能走得不灰溜溜的呢？脑子一转，计上心来：要杀他几个再走；于是，吴晗同志便“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改写成现在的‘罢官’”。有人提意见说，如果“在判刑以后，皇帝又派什么人来特赦，人还是杀不了，会更曲折些。”这不是更有戏吗？不，戏是要服从政治的，所以吴晗同志决不采取。他说：不杀人而走，“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不杀几个人再走，出不了“怨气”，也不能表现“丢了官并不屈服”的所谓“海瑞”精神。

《海瑞罢官》演出时，吴晗同志的朋友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并且一再赞扬剧本的主题思想鲜明。方三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明确”，“我们看到了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的鲜明形象”①⑥。

《海瑞罢官》的捧场者们还直接点明，最后一场《罢官》是剧本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们绘声绘色地说：“最后一场‘罢官’是戏的高潮，冲突达到饱和点，海瑞坚定地传令处决徐瑛和王明友，泰然举起官印办移交，徐阶、戴凤翔愕然不知所措。这时幕布徐徐合拢，戏就戛然中止。这个场面形象鲜明，思想鲜明，整个舞台成为一幅动人的画象，而从这幅画象中表现了海瑞的最可贵的品德，总结了剧本的主题。”①⑦另一位《海瑞罢官》的捧场者则说：“最后一场”，“海瑞举起了大印，他的个人官宦前途完结了，他坚持的正义却胜利了。这个严肃的又愁又喜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它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这种处理手法，作者可算运思独苦”①⑧。

《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这是铁案如山，吴晗同志是赖不了的。

吴晗同志为了突出“罢官”这个主题，还不惜捏造历史。

吴晗同志曾经宣称，“事实没有根据”是不能“叫历史剧”的①⑨。但是，他在《海瑞罢官》中，为了主题思想的需要，却把自己的“理论”忘得一干二净。

历史上，海瑞根本没有杀过徐阶的儿子。替吴晗同志辩护的人说，这是艺术“虚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艺术虚构。艺术虚构不能违反历史真实。即从《海瑞罢官》一剧来看，海瑞是不可能按法杀死徐阶的儿子的。封建法律以严格区别尊卑等级、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为前提，它公开规定王公官僚贵族犯法须经“八议”＊，不与庶人同罪。只有属于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才不受“八议”保护。徐阶属于“八议”之列。按明律规定：“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明律还有“存留养亲”的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罪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②⑩对于徐瑛，是必须按照这两条处理的，因此完全可以免判死刑。在《海瑞罢官》中还说明：徐阶“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如此，当然应按明律“存留养亲”的规定，不判徐瑛死刑。

历史事实是，在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贵族同农民打官司时，封建法律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特权，决不可能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损害地主，更不会杀死一品宰相的儿子。海瑞杀死徐瑛，从史实上讲，没有；从封建法律看，不可能。可是吴晗同志为了使海瑞不致走得“灰溜溜的”，杀几个人出出怨气，便下定决心，歪曲历史。

根据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后，确是“灰溜溜的”，“弄得无法下台”。当时吏部批复戴凤翔的疏说：“海瑞志大才疏，宜改两京他秩。”②①海瑞自己也说：“臣气体原弱，从来疾病相仍。古人称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目今疾气交作，血气益虚，……外强中惫，衰弱为甚”，“恳恩曲赐归田以延残喘”②②。说海瑞是什么“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纯粹为了“主题”需要而捏造出来的。

总之，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吴晗同志是不惜一切手段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思想，那样地不择手段，主题思想表现得那么鲜明，在一九六○年十一月《海瑞罢官》完稿时，还特别声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又煞有介事地议论起《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来了。他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原来是退田，“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他又唠唠叨叨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写海瑞“罢官”的理由。

请问吴晗同志：

（一）《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你在一九六○年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海瑞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吗？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又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呢？

（二）既然说主题是除霸，为什么又不厌其烦地诉说写“罢官”的理由呢？

这是故弄玄虚。吴晗同志越是掩盖，就越是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知道，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主题思想，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在通常情况下，作者总是力求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表达出来；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作者却一方面要设法使读者懂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掩盖自己的主题思想。《海瑞罢官》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吴晗同志一方面力图向观众宣传自己的主题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剧起作用；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大摆迷魂阵，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一个时期里迷惑一些人，识不破他反社会主义的老底，以便招摇上市。

吴晗同志是很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他在序中，故意恍惚其词，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但是，剧本明明叫《海瑞罢官》，而不是《海瑞除霸》。于是，他编造了一些“理由”，说什么海瑞一生事迹都已有了剧本了，非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罢官”这段事不可。

这是经不起一驳的。除霸只是剧本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主题思想。通过故事情节所宣扬的中心思想，才是主题思想。假如真的是宣扬海瑞什么“除霸”精神，那么，据吴晗同志的研究，海瑞在兴国时确曾除了二霸，判了原兵部尚书的侄子张豹、张魁的刑（按：退职兵部尚书的侄子不在“八议”之列），故事情节也很生动，问题是这次“除霸”，海瑞胜利了，没有“罢官”。写这段故事不行吗？以除霸为主题，这不是好题材吗？不是也就用不着挖空心思，歪曲历史，让海瑞不灰溜溜的吗？不行，因为那是不能实现作者的意图的，不能达到赞美、歌颂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中，对它的主题思想遮遮掩掩，并且制造非写海瑞“罢官”那段故事不可的“理由”，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心里有鬼，表明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经过庐山会议，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官之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服气的，在我们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期间，还有人力图翻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庐山会议前夕写了《海瑞骂皇帝》，为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急急风”锣鼓的吴晗同志，又写了《海瑞罢官》。说穿了，《海瑞罢官》是：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

赞美和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

鼓吹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居官重整纪纲”，即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之，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样“为活人服务”的。

吴晗同志说，他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不错，是站稳了的；但是，他站稳了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论海瑞》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们分析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再看他的《论海瑞》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容易明白了。

《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据作者自己说，这篇文章写于九月十七日。这时，庐山会议刚结束。在庐山会议上，“自命海瑞”、攻击并辱骂我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被击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先满以为可以胜利；但是，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失败了。就在这时，写过《海瑞骂皇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威的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论海瑞》。

吴晗同志现在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的几句话，说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尾巴上那几句话是外加的，与全文思想根本不协调。分析一下他的全文，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论海瑞》写了些什么呢？

除了把地主阶级的海瑞说成是劳动人民的救星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以外，着重地宣传了以下几点：

（一）继续《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骂”的思想，宣传（比较隐蔽了）所谓敢骂的“海瑞精神”。这里虽然没有用“骂”字（因为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而说海瑞“写信给嘉靖皇帝，提出严厉批评”。但是仍然本着《海瑞骂皇帝》的精神，歪曲海瑞上疏，对《治安疏》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实质一字不提，把《治安疏》中所说的臣下误以为“陛下是己拒谏”，照样歪曲为海瑞骂皇帝“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二）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全面地给海瑞写传记的文章，但是仍然跟《海瑞骂皇帝》一样，对嘉靖死后，海瑞哭皇帝的“动人”故事一字不提，而用“嘉靖帝死后，海瑞被释出狱”一语带过。

（三）这篇文章大反所谓“乡愿”。如说：“海瑞所反对的乡愿，凡事调停，自居中间，逃避斗争，不肯批评人，遇风转舵，作事圆滑，总留有后路，不肯负责任做好事，也怕坏事沾了边，好比中药里的甘草，什么病都可以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坏不了。”又说：“他（海瑞）一生最恨的人是……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这种人他叫做乡愿，客气一点叫甘草”。后来曲六乙同志捧《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就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嫌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反“乡愿”，让人们学习所谓海瑞的这种反“乡愿”精神呢？

是反对自由主义吗？不是。如果是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有《反对自由主义》的著名文章，为什么不宣传这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思想加以发挥，而要借死人海瑞来说话泥？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党性明确；不可能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乡愿”一词是可以迷惑人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反“乡愿”抽去其阶级内容，把它伪造成超阶级的东西，抛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前提，借死人来宣传“超阶级”的反乡愿，就既可以出“怨气”，又可以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结合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看，结合他的《论海瑞》全文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四）开始宣传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为人们歌颂、赞扬（虽然不象《海瑞罢官》那么集中，那么明显）。例如，他说：“内外夹攻”，“硬把海瑞赶出了巡抚衙门”；“海瑞罢职了，贼没全擒到，反而丢了官，这是海瑞所没有预料到的”；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他恨极了，但他“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海瑞“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是“他也还是被一部分人所歌颂的、赞扬的”，“有些青年人仰慕他，以为是当代伟人”。

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隐瞒了海瑞对自己的阶级、对皇帝的忠贞；它所突出的“海瑞”精神，就是超阶级地办“好事”，“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这篇文章里，字面上改成了“严厉批评皇帝”）；反对“乡愿”；罢了官不气馁，不屈服，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歌颂赞扬的大丈夫精神。吴晗同志突出海瑞的这些“好品质”并要我们学习，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并且说“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请问：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党打败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罢了他们的官之后，吴晗同志抛开大是大非的前提，要我们“学习和提倡”所谓“超阶级”的“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屈服的海瑞精神，并且要“充分的发扬”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要人们同情他们，为他们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可能辩解说：我说过“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啊！是的，这话说过；可是“在社会内容上”有什么“原则的不同”呢？吴晗同志没有说；他接着说的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叫做“海瑞”，然而他宣扬的海瑞精神，如前边所说，他是作了规定的。那么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海瑞”，实际上就只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海瑞”了。所谓今天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只能是：历史上的海瑞忠于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巩固现存秩序──封建秩序；吴晗同志的今天的“海瑞”，则是反对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社会主义，恢复旧秩序──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尾巴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完全是外加的，就更加明显了。

的确，如吴晗同志自己所说，《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同《论海瑞》一样，《海瑞罢官》里有“骂”，有“罢”，有“反乡愿”（这一点在《海瑞罢官》中也是很突出的）。不过，《论海瑞》比较隐晦；《海瑞罢官》则十分露骨，并且特别突出地宣扬“失败了再干”，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所谓“海瑞”精神，要人们学习。这是因为政治气候不同的缘故。

吴晗同志硬把《论海瑞》说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样一来，倒是从反面点明了《论海瑞》及《海瑞罢官》等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吴晗同志的一位友人周予同先生，也看出来了。

周予同先生说：“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②③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许不大懂得周先生的意思。周先生是说：吴晗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了，他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右倾不右倾之类政治性的问题，只装糊涂，当作纯学术问题就得了；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因此，周先生叹息说：吴晗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其实，周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吴晗同志说《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这固然是泄露了“天机”；但是周先生这么一指点，就更进一步泄露了“天机”，而且周先生还以吴晗同志的老朋友的身分证明：吴晗同志是“爽直”的好人，是刚直不阿的“清官”，这岂不是说，吴晗同志本人也就是“海瑞”式的人物了吗（自然是当代“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说，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②④

吴晗同志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我们同他的斗争，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又是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就一目了然。

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呢？

一九五七年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了政治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大办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在生产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时，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条战线上，向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进行挑战。在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进攻面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进行反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乘机在党内煽风点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们自称为海瑞，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咒骂群众的革命干劲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咒骂群众的革命能动精神是主观唯心主义，咒骂我们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狂妄地要我们党立即改正错误。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些骂人的话，是不能公开拿到报纸上来的。要把那些骂人的话发表出来，就需要化装一番。“化装师”，总是会应运而生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场了。吴晗同志的这篇骂人文章，实质上是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灵魂塞到“海瑞”这具僵尸中去，借死人之口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要说的话。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全会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还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诽谤和破坏，但是这只能激起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干劲，只能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加强团结，坚持总路线的光辉旗帜，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全会还特别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八中全会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②⑤。

在八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领导人发表了文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坚决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开地指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反对总路线的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谬论。

全会之后，党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之下，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毫无疑问，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重大打击。顽固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希望他们能够复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青天大老爷。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退却了；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则歌颂他们是刚直不阿的真汉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把他们塑造成为“胜利的英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续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之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这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左’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作“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实质上，这既是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的。

就拿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说，不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而且在思想界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就有人起而应和，按照《海瑞骂皇帝》的精神、题材写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一上演就有那么一些人出来大捧其场。这难道不是在地主资产阶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思想界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吗？如果说不是，那么在当时思想界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又到哪里去找这种斗争、去找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呢？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上演，他的同道又是轰的一声出来为之捧场、为之宣传；在《海瑞罢官》的带动之下，接着又出现了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又是一些人出来写文章叫好、宣传，为它“作护法”。大家都认为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为什么起了带头作用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试问：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还灵不灵呢？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千万不要被晗同志的“巧言善辩”所迷惑，千万不要上当啊！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对于任何东西，必须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分析其阶级实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阶级立场支配人们的行动。吴晗同志由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支配，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他的毒草是非放不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骨鲠在喉”非“把它写出来”不可②⑥。

根据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肯定：

一、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什么“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思想“糊涂”等等，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以古讽今，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二、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三、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同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时，他就骂；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时，他就歌颂被“罢”而不屈服，并且同时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当我们批判时，他就装糊涂，力图避开政治，企图混过去，并且还来了个“回马枪”，对姚文元等同志进行攻击。由此可见，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 ＊ ＊

吴晗同志，为吴晗辩护的同志，你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怎么样呢？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你们站出来把你们的反对理由摆一摆吧，你们把我们驳倒了，我们自认晦气；如果不说话，那可对你们不利，社会舆论就会以为你们默认了，没有道理可说了。

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不管是何等牛鬼蛇神，不管是披上大红袍的“青天大老爷”，是化装为美女的谢瑶环，还是面目狰狞的厉鬼李慧娘……决吓不倒革命的人民，也骗不了革命的人民。

历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已。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行看云雨过去，旭日当空，人民的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六页。

②载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

③《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晚报》。

④《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灯下集》，第一四一、一四三页。

⑤《“史”和“戏”》。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北京晚报》。

⑥《也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北京晚报》。

⑦《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北京日报》。

⑧《评（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第三期《北京文艺》。

⑨见时汉人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的《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⑩见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①①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见《海瑞集》，第五四○页。

①②谈迁：《国榷》卷六四。

①③见《海瑞集》，第二二二页。

①④丁学雷：《（海瑞上疏）为谁效劳》。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解放日报》。

①⑤《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以下引自《海瑞罢官》的话，不另注出。

①⑥《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北京日报》。

①⑦邓允建：《评（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第三期《北京文艺》。

①⑧曲六乙：《羞为甘草剂，敢作南包公》。一九六一年第三期《北京文艺》。

①⑨《谈历史剧》。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汇报》。

＊八议，即规定有八种人犯了法，须由大臣评议，经皇帝批准，减轻罪等。这八种人是：“亲”、“故”、“功”、“贤”、“能”、“勤”、“贵”、“宾”。亲，指皇帝的亲族；故，指皇帝的故旧朋友；贤，指有德行的（符合地主阶级道德规范的）官吏；能，指地主阶级有“才能”的官吏；功，指对封建王朝有功勋的官吏；勤，指忧勤地主阶级国事的大臣；贵，指官高爵厚的地主阶级分子，明律规定，三品以上的文武职事官都属于贵；宾，指前代帝王的子孙。总之，八种人都是地主阶级的官僚贵族，他们在法律上享受特权。

②⑩《明律集解》附例，卷一。

②①黄秉石：《海忠介公传》。见《海瑞集》，第五六七页。

②②《告养病疏》。《海瑞集》，第二四一页。

②③见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文汇报》。

②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一版，第二十七页。

②⑤见一九五九年第十七期《红旗》。

②⑥见《学习集》，第二七三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上囱下加心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五期。 转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