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个问题，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的第一段说：“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同志们提出应当怎样地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了解得也不深刻，想谈一点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在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林副主席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精辟地阐述了这个学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谈到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光辉发展，谈到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要深刻地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要好好地研究林副主席的报告。

同志们学习中间，各机关的《学习简报》提出了一些问题，不少问题，要求适当机会得到解答……

有的同志问：在林副主席报告中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在新党章中讲的是不断革命的学说，这两者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是否可以从三个发展阶段来讲，就是说：列宁讲的是“不断革命”，毛主席讲的是“继续革命”，这就是发展？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基本含义一样，如果简单地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用“继续革命”来表达，那是不全面的。不能真正表达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时不要扣字眼，这二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继续革命”更完整一些。在外文中这两个是一个字。

也有同志问：“不断革命”，是否是说党员从入党到死，既要做革命的动力，又要做革命的对象，不断地和自己的“私”字，和自己一切不合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思想作斗争？

一个共产党员应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当然对，但如果你把毛主席不断革命的学说缩小的那么个范围，也不对。

当前还有一种论调，有的地方流行所谓“反复旧”，昨天简单地讲了一下。山东开始的。据我晓得的，北京一些学校、一些单位收到过十一月十七日青岛杨宝华同志的讲话，提出了“反复旧”问题。这个讲话，散布到各地方。福建、浙江、武汉、河南、兰州、重庆、成都，都散发了，错误地提出了“反复旧”问题。同中央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提的反复旧问题完全相反的。武汉说是“全面复旧”。甚至说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掌权”。因此，错误地讲“无产阶级要再夺权”，“二次革命”。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们把这种“再夺权”叫作“实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歪曲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实际上是反对林付主席的报告，反对“九大”的方针。他们打着旗号，说什么他们是“继续革命”，这样来了解继续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建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存在帝国主义侵略危险，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即马克思所说的不断革命。党章总纲中有一段概括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为了阐述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林付主席的报告回顾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引证了马克思一八五二年（1858年？）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所说的三条：“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从马克思这三条中，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的任务是消灭一切阶级。

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是1850年《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论述德国革命时提出的。当时德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同他们斗争中，提出要不断革命，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同年，马克思在著名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又进一步分析了不断革命论的问题。同时马克思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著作中又提出这个问题。根据这个思想，马克思1852年又提出上述三条，这同不断革命有关。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和不断革命学说，在1905年反对社会民主党中又加以发挥了这一学说。当时托洛茨基反对马克思不断革命的学说，反对列宁对不断革命学说的阐述，提出同马克思、列宁完全相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否定工农联盟。

托洛茨基的这种错误思想传到中国，被托陈取消派，陈独秀接受，他们在中国贩卖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陈独秀从右的方面贩卖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瞿秋白从“左”的方面宣扬反动的不断革命论，就是把民主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为一谈，叫做一次革命论。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这种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他恢复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从理论上加以发展并在实践中解决。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要问：既然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阶段中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只有肯定这一点，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一八五二年所说的三条，其中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所以林副主席引用了这一段。我们从这一段中也了解，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确是当前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左”倾机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恢复、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我们的新党章上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我们要深刻地了解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的学说，就要研究它的丰富的具体的内容，不能仅仅从继续革命这四个字去扣问题。

马克思和列宁所讲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是强调必须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在一八五○年同一九○五年那时候，还谈不到社会主义如何进行到共产主义的问题。

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学说，主要是讲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这一段，还要继续革命。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学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列宁说过，剥削阶级被推翻以后，在一整个的历史时代，他们还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复辟的行动。而且从农民、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中，还会不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苏维埃的职员中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个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九二八年，他在苏联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他批评当时流行的一些“自流论”，批评那种“我们这里没有阶级，我们的敌人已经安静，我们这里一切都会如意”的理论。斯大林说，“以为我们已经没有阶级敌人了，他们已被打垮和肃清了，这是不对的。不，同志们，我们的阶级敌人还存在。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增长，企图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他在一九二八年的讲话是完全对的，那个时候他经常强调这一点。他的错误在哪里？错误在一九三六年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农村基本集体化，苏联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这种错误影响到苏联共产党，也影响世界一些共产党，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时，这问题更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为他们国家不存在阶级斗争。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根据苏联和俄国的实践经验，看到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同志们念毛主席语录，不是经常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吗？林副主席报告中，从头至尾贯串着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今后如何进行斗、批、改。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贡献，就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的历史阶段中。

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发展，还表现在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的学说。它表现在我们党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这是毛主席思想的体现。决议中说：“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就是说，不能把民主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淆起来，也不能把社会主义阶段同共产主义阶段混淆起来，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进到共产主义阶段去。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伟大贡献，即指出我们要不断革命，又要有阶段地革命，我们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者。换句话说，就是有阶段的继承革命论者。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论者。

毛主席的贡献不仅是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他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形式。这种革命的形式，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又在实践中创造了革命的形式，这是毛主席对不断革命论即继续革命论的又一个光辉贡献。

因此，深刻地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我想，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它的丰富的内容，而不要单纯地扣字眼。我只提这一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二个问题，关于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林副主席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一九三九年的黑《修养》，批判了他一九四九年的天津之行，指出他投到资本家的怀抱，也讲到他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叛变投敌，充当了内奸、工贼等的许多罪恶。有的同志问，在抗日战争以前，在白区工作时期，他还有哪些罪行？这个问题在十二中全会批准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已讲过了，还附有证据。这个文件，已经发给各单位，我想在座的同志们都看过。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讲了。

有的同志问：在林副主席的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同志们不大了解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刘少奇怎么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要求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四月，我和军队的同志谈过。现在再来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一下意见。

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论”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最大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怕资本家操纵。”这就是说，刘少奇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的共同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人们叫生产力论，或者叫做唯生产力论。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的水平，农村很分散、很落后，那么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

这种理论人们叫做“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让资本主义很好地发展。按这个理论，社会发展指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新社会制度就自然产生，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然到来；生产力不发展，革命阶级自觉革命没有用。这种“理论”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套“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革命作用，看不见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有伟大的促进作用。在他们看来，在生产水平没有高度发展的地方，人民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我们查一查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举几个例子：

一八九九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提出这一种思想。一九零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书上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的可能性。”就是说，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就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了。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唯物史观》等书中，都一再重复这种论调。特别是一九三零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于绝境的布尔塞维主义》的书中，猖狂地攻击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污蔑说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说列宁犯了很大的错误，使自己“陷于绝境”。他狂妄地说，按照俄国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书中，都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托洛茨基、布哈林、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都继承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理论”，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看老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再看看刘少奇在北京、天津的言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了”。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从国际方面来说，他同伯恩施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一脉相承；从中国来说，他同陈独秀机会主义宣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脉相承。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与这种反动理论坚决作过斗争，彻底粉碎了这种反革命的论调。列宁强调说，强调指出，不是俄国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恰恰相反，俄国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总是强调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伟大作用，强调改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伟大作用。列宁反复地说：有布尔什维克党，有马克思主义领导，有广大的工农联盟，有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取得政策后一定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二三年，列宁为批判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革命杂记》，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论俄国革命》，在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上。大家为了批判刘少奇的生产力论，同时为了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妨看一看这篇文章。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判了苏汉诺夫之流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懂得革命对发展经济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列宁说：“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普通历史程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列宁又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引了一句拿破仑的名言来激励革命群众：“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关于批判刘少奇宣扬的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就提这样一些材料供同志们参考。

同刘少奇鼓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有关的，是他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和殖民政策，不但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占重要的位置，并且可以发展东方的文明。同志们可以翻翻刘少奇反动言论集，在第一本书上，有刘少奇一九二四年六月写的一篇叫做《救护汉冶萍公司》的文章。汉冶萍公司主要是德国、日本投资办的，后来有美国的投资。刘少奇大声疾呼要“救护汉冶萍公司”。他在文章中说：“汉冶萍在东亚，它的存在比平常产业有更深几层的重要。它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按照刘少奇的说法，汉冶萍公司不但对我们中国经济重要，对东方发展物质文明也重要。他又说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担保此百余万人民之生计不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国各种游民土匪化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就是说，他认为，要通过帝国主义办工厂，把恐慌的流为土匪游民的中国人变为有职业的正当国民，这是帝国主义的责任。然后又讲：“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在他看来，中国人民的生和死，决定于帝国主义是否在中国办企业；中国是兴盛还是灭亡，也决定于帝国主义是否在中国办企业。同志们看看，这不是完全的汉奸“理论”吗？刘少奇为了挽救汉冶萍，竟大声疾呼，咒骂中国工人阶级，他诬蔑中国工人：“素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汉冶萍以前所受此中损失，实不堪言。”所以，照刘少奇看来，汉冶萍的垮台就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没有“道德心”，“没有维护帝国主义”的“道德心”。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工贼“理论”。所以我们说刘少奇是工贼。这是一九二四年。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一九二五年，他就向赵恒惕投降了。一九二七年刘少奇又把武汉工人的枪交给了敌人。实际上他在安源时已经起着工贼的作用了。

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刘少奇在天津教学人员座谈会上解答问题时说：“中东铁路是平等的，共同管理，利润平分。将来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开工厂，在两利之下也是可以允许的。”你们看，刘少奇主张，解放以后还要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开工厂。

所以，刘少奇当汉奸、当工贼、当叛徒不是偶然的。他在大革命初期，实际上就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解放后有一个电影，名字叫做《燎原》，是为刘少奇捧场的，是美化刘少奇在安源的活动的。实际上刘少奇在安源的那一套，从他当时的许多文章中看，那是挂着革命的招牌，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我只是举了他的关于汉冶萍公司的一篇文章，同志们看看刘少奇反动言论集，他的许多文章，都暴露出他的汉奸、工贼真面目。

鼓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并不是刘少奇的新发明。我们翻一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可以看到，1907年第二国际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伯恩斯坦等人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大肆鼓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德国斯图加特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机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说：“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任何时候都斥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发扬文化的作用。”还说：“社会主义力求使人类有可能利用全世界的生产力，力求引导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人民走向更高的文明，大会认为殖民思想按其本质来说乃是社会主义运动总的文明化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在听到这些谬论很奇怪，实际并不奇怪。现在苏修提倡“华沙条约国”经济互助，就是这种思想，苏修现在借口帮助不发达的国家，来实行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同志们从报上可以看到苏修怎样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看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怎样实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他们完全是按照第二国际在殖民政策问题上的反动“理论”行事。我们可以叫它是新殖民主义。刘少奇的思想同新老修正主义者一模一样的。他就是想成为“红色买办”。

这些问题上就供给这么些材料。

第三个问题，学习林付主席报告第三部份“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有的同志不大清楚“七·二七”这一事件，要求解释一下，我认为这个要求很重要。

“七·二七”，即1968.7.27－7.28，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问题，开展斗、批、改，新阶段问题，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是有伟大意义的事。……

对他们的教育，（注：指蒯大富、聂元梓等各大学校头头。）从二十八日清晨三点半到上午八点半，整个进行了五个小时的教育。一边批评，一边爱护，一边关怀，提醒他们。那样的教育，过去我们在主席身边几十年还没见过。

主席的话他们没有完全传达，对他们不利的，他们不讲。我还记得，所谓“领袖”们刚进去，主席说：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这他们不传达。主席说：（略）……但也得到一个教训：即使主席这样教育，这些“领袖”们不是诚恳接受，相反，有些人还带抵触情绪，或辩解。或不发言，或沉闷，或抵触。对这些人千万注意，两面派，还谎报情况……蒯大富说学生“都被工人打出去，打到北航去了，”完全是假的。一面痛哭流涕，一面说假话。另一个方面也得到一个教训，知道犯错误不是可以一下子改的，主席的话不是一下子可以了解、接受，就去作的。……

第四，同志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在报纸上讲过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那么，全面胜利是不是就是最后胜利？如果不是，两者有什么区别？

我不记得报上用过“全面胜利”没有，这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但它和林付主席报告说的最后胜利含义不同。所谓全面胜利，是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所谓最后胜利，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存在阶级斗争，继续革命问题。最后胜利就没有什么阶级了。这看法对不对，请同志们研究一下。

林付主席报告第五部分，标题就叫“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八个部分中这一部分最少。“九大”讨论时，许多同志提出这一部分太少了，和其它部分不大调和，是否合到“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部分去。林付主席和起草的同志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单独成立一部分好，因为这问题很重要。虽然文字比较短，但内容极为重要丰富，作为一部分好。

报告中这样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有的同志问，主席在哪次会上讲的呢？怎么没见过？的确不是会上讲的，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毛主席接见以巴卢库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讲的。当时巴卢库同志说：“现在只是一种可能性了，就是胜利，最后的胜利。”巴卢库同志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主席过去在同阿尔巴尼亚同志谈话中，曾经两次讲到文化大革命的两种可能性的问题。我记得在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毛主席同谢胡同志谈话时，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走资派胜利，我们失败；第二种可能是我们胜利，走资派失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到了一九六七年，经过了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经过了一月二十一日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经过了地方的夺权斗争，到一九六七年二月，阿尔巴尼亚卡博同志同巴卢库同志，又来访问。主席在和他们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两种可能。但是，主席这次谈话的提法同前一次不同了。主席说，第一种可能是我们胜利，走资派失败；第二种可能也还存在着，我们还可能失败。同志们看，在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主席讲第一个可能是我们失败。一九六七年二月主席讲第一个可能是我们胜利，但还存在着两种可能。

到了第三次谈话，就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巴卢库同志来参加国庆节，十月五日主席接见他，巴卢库说现在没有两种可能性了。巴卢库同志讲：“现在只是一种可能了，就是胜利，最后的胜利。”主席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是主席一九六八年十月讲的。从这里看到，主席对这个问题是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革命斗争的实践，一步一步深入分析的。主要的意思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我们不要忘掉剥削阶级的存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主席接着又说：“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怎样的呢？列宁在1919、1920、1921年反复讲过这个问题。最尖锐的是1920年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我们有权利毫不夸大地说，我们胜利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另一个方面，不应当忘记，我们至多才获得一半的胜利。我们获得胜利，是因为我们能够抵挡住那些比我们强大并且同我国逃亡国外的剥削者地主资本家勾结的国家。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因为什么呢？“危险并没有消除，危险还存在，而且在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前始终存在。”列宁继续讲，“同志们，但是我们的胜利永远不是完全的胜利，我们所获得的胜利还不到完全胜利的一半。”

一九二一年二月，列宁在全俄缝纫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他说：“资本是一种多么大的国际力量，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商店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工人阶级共同起来才有可能。”

主席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主席说，只有全世界胜利，整个人类消灭了剥削人的制度，整个人类才能解放。主席经常讲，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在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最后胜利就是消灭阶级。虽然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阶级斗争，阶级矛盾，说最后胜利，岂不否定了这个观点，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观点，使我们丧失警惕，麻痹起来了吗？

为什么从同志们提出问题中找出这么一个问题来谈谈？因为现在有曲解。这种曲解说：主席说不能说最后胜利，因此“反复旧”的人完全否定三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歪曲主席的话，利用主席的马列主义的语言，破坏革命，否认成绩，把红色政权还认为是“资本主义”。当然一些工厂、学校，机关还存在些问题，工宣队，军宣队工作中有缺点，斗、批、改的任务还没完，这是一方面，但如果歪曲主席的话，全盘否定三年伟大成就，那是完全错误的，形式上“左”，实际才真是复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