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战线上，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就是说，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加上陈云、薄一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是回到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长期以来是很尖锐地进行着，是针锋相对的。

首先讲一讲毛主席在经济建设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著作和指示是很多的。还有一些会议中的谈话，一些重要指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来，现在仅我所记得的，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关键性文章里及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简单地介绍如下：

一、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还要搞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提出了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要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同时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拿过来作新的解释，要“节制资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是有条件的，私人资本是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国家计划领导下的。在农村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分配土地，并发展互助合作经济，使农业经济逐步集体化。

实际上，这种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相结合的思想，早在1934年1月，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这篇文章里讲过。这篇文章中讲：“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可见，主席从1934年、1940年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相衔接，提出了个人经济，私人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在不妨碍国计民生的条件下，才能适当的发展。

二、1942年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了人民战争，明确地指出了当时经济工作中和财政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当时的单纯的财政观点：“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陈云长期以来的观点。批判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强调政府施“仁政”的错误观点，这是当时×××的观点。还批判了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的错误，即搞大军事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当时贺龙、高岗的思想。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就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关系辩证地提出来了，但是单纯财政观点，陈云却一直保持到1962年。当时他是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

三、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这是纲领性文件，《论联合政府》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所阐述的思想，深刻地、马克思主义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内外的形势，论述了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两条道路、两个战场、两个地区的斗争，因而也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前途。据此，提出了我们党的纲领和政策，又一次提出“耕者有其田”，分田地，节制资本，私人资本的发展不能妨碍国计民生的原则。提出将新中国建设成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说明没有这样一个新国家，就不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为建立新国家而斗争，而且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近代化而斗争，这篇有纲领有政策的文章，批驳了当时党外国民党的错误，批驳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四、1945年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这篇文章强调了自力更生、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组织工农兵和机关搞生产，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五、1948年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老实说，当时我是没有体会的。

六、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出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同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全面地、深刻地论述了党的各项经济方针，经济政策，明确地提出了发展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限制私营资本，引导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发展。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完全是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而刘少奇却在1949年大肆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富农经济，这就是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公开的抵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点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七、1953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合作社经济，限制、利用、改造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2至1953年在刘少奇、陈云主张下，还是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倡在加工订货中要多给资本家原材料，要资本家多得利润，只讲利用，不讲限制和改造。这和毛主席主张的限制、利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相违背的。

八、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当时我没有全面的体会，而刘、邓、陈、薄表面喊赞成，实际大叫“反冒进”。

九、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提出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十、1958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以前，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还提出了十五年或者稍多的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

十一、1959年对“鞍钢宪法”的批示，强调了党的领导，反对一长制，强调了政治挂帅，群众路线，技术革命，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

十二、1962年在十中全会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继而又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大革命运动。1962年是关键时刻，刘邓陈薄对三面红旗刮冷风，不抓阶级斗争，提倡单干，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正是这个时候，主席重新提出了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

十三、1964年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十四、1964年又提出了打破洋框框，甩掉洋拐杖，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当时针对我们的错误来讲的。

十五、1964年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和布局问题，也就是大小××建设的问题，这个布局关系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决定性的战略问题，当时我们过多地注意沿海，忽视了内地的建设，缺乏战略眼光和战略思想。

十六、也是1964年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十七、1965年提出了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问题。

十八、1966年的“五七”指示，提出了解放军、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的伟大号召，其实主席的这个思想早在1943年《组织起来》一文和1945年《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就有了。

此外，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从下至上地全面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指示，是我国无产阶级伟大革命运动的指南，是马列主义的又一重大发展。

以上讲的，仅是从1940年起到现在的27年中，我所知道的，不是主席的全部有关文章和指示，还有一些过去的重要讲话，没有整理出来。这20多年来，主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指示，大大地丰富、发展和超过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马列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毛主席都大大的发展和丰富了，并且超过了他们，这样也就大大地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篡党、篡军、篡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地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保证我国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都具有极为深远的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必须很好地认真地反复地学习这些重要指示。我自己就是系统地学得不够，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是讲的一个方面，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方面，就是以刘邓陈薄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完全采取了与主席相对抗的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清理，现在仅仅举出几点重要的，我所认识到的问题，用我的水平来讲一讲供同志们参考。

一、刘邓陈薄长期以来，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分开来看，只讲社会主义建设，不讲社会主义革命，只讲生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搞建设，搞生产，抽掉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根本问题，来谈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搞名义上是叫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这样的经济建设随时都可以为修正主义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不讲远了，就讲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什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用经济主义来进行反扑呢？那不就是利用我们长期不讲阶级斗争的结果，不就是因为经济工作中有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作怪吗？就是说，刘邓的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可以影响和破坏经济基础。离开社会主义革命谈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十二月，江青同志在讲话中，就提到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指出上层建筑反过来可以巩固或破坏经济基础，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恰恰不谈上层建筑，只谈经济基础，恰恰不谈社会主义革命，只搞经济建设。

二、抛开生产关系，单纯谈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提倡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毛主席所提倡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刘邓等人就认为生产关系问题没有问题了，于是就提倡康有为的《大同书》破九界。在八大决议中，他不是根据毛主席教导所说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提出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适应先进经济没有问题了，只是发展生产力了，生产力落后了。

三、根本不讲政治挂帅，不搞群众运动，不搞四个第一，不是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看不到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而是见物不见人，不论在计划工作方面、财政工作方面、市场工作方面，都是机械的物的平衡论、短线平衡论。陈云总是以三大平衡作为他财政经济的一条杠杠，就是物资、信贷、财政这三个平衡，这三大平衡搞好了以后，就在经济建设中，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即干多少扩大再生产的事，以确保这三个平衡。这里必须说明，陈云这里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同主席所说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同。主席讲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指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就整个经济安排来说的，而陈云是先生活后生产，先财政后经济，先市场后建设的思想，是与毛主席思想格格不入的。无论是他当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或者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当财经小组长的时候，都是在刘邓支持下搞这个机械的物的平衡，短线平衡，他的这种思想，就是主席在一九三四年批评过的单纯财政观点，这样就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教导，完全违背了主席的总路线的精神，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四、关于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强调条条的集中管理，强调搞托拉斯，实际上是强调一长制，违背了主席所指示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原则和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方针，因此我们的工矿企业管理，除了象大庆和少数一些企业象主席所说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以外，很多企业在管理办法上，至今仍是不同程度的实行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

五、既然不强调政治挂帅，不强调群众路线，就必然强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工资、奖励、地区津贴和劳保福利等方面的有关的分配问题，就有很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在劳动制度方面有些临时工、合同工很不合理，有些临时工是需要的，但有些临时工，则长期是临时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还是临时工，在半工半读方面，有些地方不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变成了顶班劳动，有些走上了资本主义，超经济剥削的道路，这方面的斗批改任务很多，要做很大的工作。

六、毛主席提倡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是搞技术革命，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培养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人员，建立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可是刘邓陈薄对技术革命、对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感兴趣，过分迷信外国进口设备，提倡爬行主义，提倡贾桂思想，而不是像主席所提倡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自力更生，打破洋框框，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说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当然为了争取时间，更有利于自力更生，进口的必要的新技术和设备还是应当的。

七、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的首创精神，当五五到五七这三年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比较能按照毛主席思想办事，比较能按主席指示办事，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实现了合作社高级化的时候，刘邓陈薄就起来反“冒进”，“反冒进”不是简单地反对工农业生产上的冒进，而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改造的所谓冒进。当时反冒进的是陈云、薄一波出面，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但是刘少奇没有自我批评，陈云没有自我批评，薄一波也没有自我批评，而总理担当了责任，总理作了自我批评。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刘邓陈薄的错误，不是总理的错误，当三年大跃进取得伟大成绩的时候，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出了一些偏差，犯了高指标的错误，他们就起来反对三面红旗，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吹冷风。刘少奇在大会上的报告实际上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和主席、林副主席的报告恰恰成为明显的对照，刘少奇反对三面红旗，只强调集中。而主席讲话则讲民主集中制，说是已经退到山坡下了，现在要爬山了，林副主席讲话指出我们难免犯错误，付了代价是值得的，不后悔，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干扰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只是向后看，只看支流，抹杀主流，我们看到，在七千人大会后，刘邓陈薄继续吹冷风，一直到北戴河会议，还是在吹冷风，在工业上砍项目，压速度，在农业上提倡单干，提倡分田到户，提倡自由市场，到六二年十中全会主席纠正了这种错误。

以后，经过主席的批准，订出了经济方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刘少奇、陈云把它改成“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薄一波把它改成“恢复时期”，当62、63、64、65年在我们执行八字方针有成效的时候，在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提出内地建设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大纲的时候，他们又起来反对高指标，又起来吹冷风。主席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加强国防、加强内地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刘邓陈薄主张解决吃穿用，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反“冒进”吹冷风的时候，在毛主席支持下我们顶过，有的顶住了，有的没顶住。主席批评我这个人“软”，所谓软，我理解就是主席思想不挂帅，风格不高，原则性不够，斗争性不强，江青同志说我随大流。的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了，我也可以做些事，冷风吹得厉害的时候，我就不完全能顶住，就可能跟着犯错误，所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这是很重要的事，很重要的原则，正如上次江青同志讲话中说的，她的好处就是懂得一点坚决去做，我要向江青同志学习。

在文化大革命中，直到去年十二月九日，提出工业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以前，以陶铸为代表，还是拿生产压革命，七月压一气，九月压一次，十月还在压。

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在经济战线上，我认为是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起主导作用的，但是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所干扰，大致每年小干扰一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们极力鼓吹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四大自由”，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1955～1957年比较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1961～1962年他们起来大吹冷风，反对三面红旗，1964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的一套，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彻底顺利地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犯了不少错误，做了不少错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这个斗批改牵涉到经济战线上的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是很艰苦的工作，很艰苦的任务，但也是很光荣的任务，必须做好。

几年前，主席就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最近主席又指示解放军支左、支工、支农，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最需要支援的就是毛泽东思想，而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相信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在经济战线上，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会出现新面貌，一定会出现一个持久的，新的大跃进的新局面，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定可以建成一个革命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