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清官”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他们既是刽子手，又是骗子手。认为“清官”既有坏的一面，又有好的一面，这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折衷主义。

＊ ＊ ＊

“清官”可以一分为二

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中，不少人打着一分为二的幌子，来美化海瑞，为吴晗同志的错误作辩护。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这就是说，海瑞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蒋星煜同志也这样质问：“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对海瑞应怎样一分为二？”“对具体历史人物是否适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否普遍真理？”“有的说肯定海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否定海瑞为人民做了好事。这样说当然很对，是否就是一分为二的提法？”（《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座谈纪要）看来，他们以为只要这么问上几下，就可以狠狠地将对方一军，使对方再也开口不得。

是的，一分为二既然是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分析“清官”，问题在于如何对“清官”一分为二。

世界上的事物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它们由各种不同的矛盾所构成，因此，一分为二也就必然有其无限多的表现形式，也即是说，每一具体事物的一分为二，都必然通过具体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能不能正确地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并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首先要看你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和用什么观点去进行分析。对于“清官”只有站稳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分析，才能够拨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重重迷雾，还“清官”以本来面目。

怎样对“清官”一分为二

要对“清官”作一分为二的分析，首先必须从分析“清官”的本质和特点入手。“清官”的本质和其他一切官吏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而“清官”又有其特点：既要忠君，又要“安民”，即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以海瑞而论，他一直以“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自许，所以他不惜“昧死竭ｑｕáｎ＠①ｑｕáｎ＠①为陛下一言之”，向嘉靖帝上《治安疏》。可以说“忠君”是他全部言行的出发点。而他的“安民”，不过是考虑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了更好地忠君，更好地求封建王朝“万世治安”而已。所以他一方面积极强化封建统治：大力推行保甲制，巩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整军修城，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另方面他又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人“欲为目前苟安之图，不思万世无穷之利”，反对“竭泽而渔”，直言不讳地说，“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费尽心机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

吴晗同志是怎样看海瑞的呢？他认为海瑞是“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海瑞的所作所为既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吴晗同志在这里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海瑞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其实恰恰意味着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农民听凭统治阶级尽情剥削，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列宁曾经尖锐地指责那些肆意美化大地主的资产阶级人士：“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把奴隶变成革命家，而是把奴隶变成奴才了。”在相隔四百年之后，吴晗同志居然还是念念不忘地说海瑞等清官“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不是在宣扬奴才哲学吗？第二，海瑞的某些措施，也许能够做到一时一地的“安民”，但他既然一心是要强化封建统治，到头来仍不免连某些暂时的“甜头”也在事实上化为乌有，仍不免把农民逼上梁山。例如海瑞强迫农民与“矿徒穷民”为敌，并贴告示威胁说，“不死于敌，必死于法。死敌为忠义士，死法为愚顽民”，就是一例。吴晗同志有什么理由对这些所谓“好事”毫无保留地大加吹嘘，一厢情愿地把这些所谓“好事”看作是农民不折不扣得到的“果实”呢？这不是蓄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宣扬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吗？

正因为海瑞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所以表现在他的“政绩”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对人民采用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他往往软硬兼施，一身而兼任骗子和刽子手。当着劳动人民还没有被逼上梁山的时候，海瑞是用“软”的姿态出现，但一旦他们被“逼上梁山”，起而反抗，海瑞就立刻主张“罪不容诛”，说什么“诏开十恶及强盗重罪不赦，可也”。现在有些人认为“清官”只是使用“软”的一手，甚至只是意味着对农民的“让步”，这是受了统治阶级的欺骗。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作为一个压迫阶级来说是如此，作为压迫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来说，也终究不能与刽子手的职能绝缘。对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揭露他们相反相成、互为表里的两副脸孔，两种手段，决不能为一时一地的假象所惑。验之于海瑞其人，他不正是在《平黎疏》、《治黎策》中主张既要严惩“首恶”，又要“革心宣化”，即所谓剿抚并施吗？他不正是主张“用兵安民，并行不悖”吗？

正因为海瑞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而这两者归根结蒂又是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能不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以失败告终。海瑞在《自陈不职疏》中说：“矢心图报，群臣中当莫有如臣者矣。”又说：“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以身为标，开复古之门路。”可是尽管他多么大言不惭，尽管他对于封建王朝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到头来却全然无济于事。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农民毕竟还是上了“梁山”，明朱王朝覆灭了，而海瑞本人，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无足轻重的一个可怜虫！

折衷主义不能冒充一分为二

以上分析是否恰当，当然可以商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同意某些同志以“一分为二”作幌子，说什么“凡事物总有其两重性，亦即好坏之分。一个坏的集团内也总有好的人，一个好集团内也总有坏的。”（《“清官”、贪官有好坏之分》，《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须知世界上的事物固然都有两重性，但由于矛盾性质不同，“两重性”并不永远表现为好坏之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解释。撇开了阶级分析而持上述论调的人，那样含含糊糊地笼而统之地侈言什么“好”“坏”，这就势必导致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导致好坏参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不分，从而掩盖事物的本质。

用折衷主义来代替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应当有所警惕。列宁说过，“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某些同志之所以起劲地乞灵于折衷主义，硬说海瑞既有什么“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正是为了表白自己仿佛不偏不倚，平正公允，从而更好地“欺骗群众”吗？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散月十六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忄加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