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

（当汇报到珍宝岛地区敌炮击到我纵深七公里时）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七千公里。七千公里就打到郑州了。一个县一个团，战时就象割韭菜一样。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充足理由律”。打进来，地球照样转。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它也需要动员，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他们的军队很穷，发一套衣服还是家里出钱。我们的衣服是国家发的，也是人民的，但是经过了国家征的，因此就比较公正了。这次会议要动员一下，请总理讲一讲，请总长也讲一讲，动员大家。

日本人打败了，就是国家小，没有根据地。另一方面，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要照常打。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指三月十五日苏联挑起武装冲突）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挥的。］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它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们有的人说：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应当改为我必自卫。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他们到军队里去，开始有的人不愿意出早操，后来比战士起得还早；开始有的人行军不愿背背包，现在不但愿意背，让他坐车也不坐了。……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

改？

内查外调，外调的人太多，关的人多了，外调的人就多，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象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教授、讲师、支部书记 （指行政干部）要分化，坏人总是少数。清华一个系，几十个人解放出来，工作都是听话的。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连一点也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因为你们还有个八条嘛！

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北大也没有一个典型！叛徒，特务是否都要戴帽子，他们或许有严重历史问题。特务、叛徒无现行活动的，也可以戴，也可以不戴，等他造反的时候再给他戴嘛！坦白了是否要从宽，手里拿着帽子不戴，个别人戴，多数人不戴。一个人戴了右派的帽子，不但他自己难办，一家人也就不好办了。

北京到天津二百公里，风气同这里就不一样，关了不少人。学生都想走，成分好的搞专案，成分不好的没事干，都想走。

一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二是负责人要抓点，心中有数。

美国劳工党说我们没有批评越南、柬埔寨。

翦伯赞本是资产阶级，但与帝国主义不同。

打倒美、修、反，有人怕。

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

我们的部队这次很勇敢（指珍宝岛反击战），不怕死。

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都知道了。

报告上（指九大）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再加上一个三座门。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现在与那个时候不同了，那时他们是公开发表的。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

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Fei，上“非”，下“木”］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会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成“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

就是这些。主要是落实政策问题 。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