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会，是这样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全体会议？

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先通过不发表，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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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好多会议上讲了几次。

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为了开七大把两条路线搞清楚，我在大会上批评了犯错误的人。所以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过会后，确实团结了，胜利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

中央苏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头头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在当时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国民党政府杀人，我们拿起枪对付国民党，所以出现了“左”。七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说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有五十万，后来只剩三万，他就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抗日时期，王明回过来搞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有一个情绪，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王明从苏联回来了，就领导了这种投降主义情绪，犯了错误。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

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现在有人说“整风是错误的”。将来还可能要出，不奇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那时也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也行。有的喊，有的不喊。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不喊。（林彪：李维汉就不喊打倒土豪劣绅。）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有广大群众运动，土改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都有。过了一个时期，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蒋介石杀人，我们拿起枪干，当时没想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的人跟着刘少奇在武汉缴枪投降，有的地方打败仗。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打起来了，一切都打了，资产阶级……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城市作坊也打倒……民主革命一句话，资产阶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民族资本家。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路线。为什么不犯右倾路线而犯“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打仗。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右倾。现在合作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由，不要发动群众，不要军队，不要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结果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董必武：我在重庆就没听说。×××：晋察冀在张家口传达了。黄永胜：听说给东北发了电报。林彪：东北也收到了电报。我们没有传达，发了一个电报说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的开始”。）谈判没有结束我就回来了，准备打仗。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写了个协议，签了字。这个协议算不算数呢？按道理说应该算数的，实际上没有算数。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三年多蒋介石打败了。进城后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后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当时我们没有宣布，一直到土改后才宣布。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和平土改，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公开和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但有些人在那里讲利用，不讲限制、改造。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大革命，由历史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管叫什么名字，总能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典型、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林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几个典型。）我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抓。过去北京市委管不了，现在可以了。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毛问黄永胜的清队工作）我们军队要谨慎。

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的专案组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交群众一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人搞材料不那末可靠。他们的观点搞得越多越好，象我们过去行军抓虱子，抓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翻案是不容易，要翻案是有领导错误，我不搞专案。

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家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有的推一推可以下去，拉一拉可以上来。有的关在牛棚里面扫厕所（问张春桥）×××干什么？（张答……）知识分子扫扫厕所是可以的。

王明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人。我们没有杀，搞喷气式、戴帽子、游街、扫厕所，是一时现象。（康生：苏联报上登了彭真戴高帽子的照片。）戴高帽子是打土豪劣绅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翻出来，又给戴上高帽子，土豪劣绅能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能戴高帽子？我们反对戴高帽子，反对戴黑牌，反对搞喷气式，反对乱抓人。抓了就要放，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各个时期，主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屎急了，才挖坑。事先挖好坑的也是有的。

我们过去行军，到宿营地就挖茅厕。现在住了营房，茅房不搞一点是不行的。在老百姓那里住久了，群众会讨厌我们。我们这次“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融洽了。你们说“三支两军”，外国人不懂。

搞形“左”实右，“左”是形式，掩盖了右的本质。

我提议几个老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函、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了错误，还是做了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