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思想汇报(2月3日一8日)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这一周起,在群众专政办公室劳动队,除了已抽出的部分人开办了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余的人也在每晚增加两小时集体学习,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专政办公室布置大家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毛主席的几段语录,动员大家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把自己的罪行“统统倒出来”,争取从宽处理。我想这是坚决贯彻“给出路”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指给专政对象的一条弃旧图新、弃暗投明的光明大道。

根据这一精神,我决心继续“翻箱倒柜”,穷搜苦索,逐年回忆自己的工作和写作,看有哪些问题,是1958年反右斗争档案、1966年7月10日《自我交代和检查》材料、以及1968年11月写的自传中所没有包括的。我想,这样彻底的、巨细无遗的交代,不仅是作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所必需,而且是真正清算自己、批判自己,为革命大批判提供材料。在这样深挖细找的过程中,也就会逐步加深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

1964年3月一4月间,我曾接受一个任务,即根据旧文化部的通知,起草一份广播系统全国广播剧电视剧剧本评奖的意见草案和广播局就此发给全国地方台的通知；6月一7月间我基本上脱产,全力参加评奖工作小组,听各地方台送来的录音,看剧本,参加讨论,写评审的初步意见；9月一10月间在决定评奖工作停办后,要将“较好”剧本编一本书,是由我编辑并起草了前言。后来这本书没有印行,不了了之。

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具体的日常工作,这是自己参与了一项对抗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罪行。旧文化部、旧中宣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后,先后搞过新闻纪录片的评奖,优秀话剧剧目评奖等,据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所看到的揭发材料,像新闻纪录片评奖就是公然对抗毛主席司令部的批评的；与此相仿,话剧评奖,也同样是用“评功摆好”,以所谓“成绩”对抗毛主席的严正批评。本来旧文化部的剧本评奖包括广播、电视剧,后来又决定这方面由广播系统自搞,这就是1964年我所参与的这项罪行的来由。

在我所起草的评奖意见中,评奖范围除了所谓现代题材以外,还有所谓“历史题材”和“根据民间传说、童话改编的优秀剧本”等,这样一来,地方台送来的节目,果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一应俱全,什么《岳飞》、《灰姑娘》、《迦利陀娑》等等；当然,不止于此,在所谓“现代题材”中间,也大量充斥着中间人物和其他方向问题。毛主席指出在报刊、广播中“塞满了毒草”,这里要搞评奖,不就是鼓励毒草吗？

1964年夏,正在搞这所谓评奖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展开了对毒草影片《北国江南》等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个警钟。使我们在初评中淘汰了一批明显的毒草。但当时对于整个评奖工作的反动性质是毫无觉悟的。

在停止评奖工作后,梅益主张把一些“好剧本”印成书。在我写的前言里还肯定广播文艺工作者是“努力”的,在广播电视剧本的创作改编中是“有成绩的”(大意)。重复了上述的错误。

这本书初步编定后,评奖委员会硬要在里面选入两篇东西,一是上海台的《红色的轨道》,一是中央台少儿部的《小群和小梅》。《红色的轨道》写上海解放前一次公共交通工人的罢工,给罢工工人泼冷水,说是冒险(大意)；《小群和小梅》则描写的是养尊处优的少年儿童。就此我写了一个报告给陈庚,说我不同意这两篇入选,否则前言就须另写。陈同意,并转报赵志光同志同意了。我后来一直觉得在评奖工作中我这件事是“抵制”了评奖委员会的错误意见的。现在看来,既然整个评奖工作是错误的,最后编那本书也是错误的,我反对把比较露骨的、明显有问题的作品选入,其结果可能正是保护了上述错误,使它的反动性质不那么暴露出来。

这一件“评奖工作”,是跟旧文化部挂上线的,是直接属于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的一套阴谋活动的。我积极参与了这一罪行,并曾对评奖工作组个别人“工作中不负责任”而有意见,正说明我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所有我积极执行文艺黑线的“工作”“创作”问题上一样,我是认罪服罪的。

这一周的汇报就写到这里,请予指正。

  1969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