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思想汇报(2月19日)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这一周是春节。今年的春节过得极有意义。休假的几天,重读了1966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重读了江青同志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初步整理了自己在文艺黑线控制下在所谓“工作”和“创作”中放毒罪行的事实(主要是所写所编坏作品、坏节目的目录)。

与此同时,读了报上关于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报道和关于新人新事的报道。全国一片热气腾腾,大好形势。把毛主席的政策化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由“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这不仅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过先例,就是在我国,也是史无前例的。今天,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政治局面,是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挎了刘少奇为首的黑司令部之后,才可能出现的。越来越使人相信林副主席的这一论断：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无数事实表明,成绩之一就是人的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具体到我,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对我的冲击,也触及了我的灵魂,荡涤着我灵魂深处的污垢,使我的世界观发生着变化。我现在深深感到,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的革命实践,是我最好的活生生的教材和最有说服力的老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的革命实践,雄辩地使我认清了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宣扬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实质,揭穿了影片树立的正面人物的阶级本质；这不仅是对一部影片的具体评价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以路线斗争的高度观察一切这一原则问题,并且进一步打破了对苏联所谓优秀文艺作品的迷信；这启发我更深入地思考自己在修正主义路线下“积极工作”,也就是积极地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助于从世界观的根本上彻底否定自己。

春节前夕吃忆苦饭,对于像我这样对毛主席犯罪的人来说,首先,是应向党和劳动人民请罪。这碗忆苦饭告诉我们：如果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就将吃二遍苦,重新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牛马不如的生活；而我过去在意识形态领域放毒,正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其次,我也联想到我的出身、教养,如同林副主席指出的：“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我是从不懂得革命而又自居为革命的动力,终于走向革命的反面的。

说到吃忆苦饭,说到劳苦人民过去“糠菜半年粮”,想起一件事。我在1946年写的一篇小品文《拾野菜》,曾写到当时东单广场上贫苦妇女挖野菜的场面。但我并没有从而引申、联系到阶级剥削、社会压迫的主题,相反,却以旁观者的姿态,联想到诗经里“采采芣苢”“采采卷耳”两诗的意境、画面,这是什么思想感情？什么立场？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感情,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立场！这哪里有一点同劳动人民甘苦与共的气味呢？！写那篇文章时我才13岁,但已可看到家庭经济地位和旧文化对我的影响,这就是阶级烙印。如果不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怎么行呢！

这个星期里,曾因劳动关系(还展览柜),到故宫博物院去了好几趟。我想到还在我刚刚学会读书和写点东西的时候,读了一些帝王将相的故事,对于“宫廷”还抱着一种神秘感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方面的题材了。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是我知道得较早的故事之一,因为小学二三年级小楷字帖,就是写这个故事的《长恨歌》,我又从唐代演义小说里看了有关的章节。我记得在我9岁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密誓》,描写他们七月七日夜里在长生殿盟誓的情形；十一二岁的时候,又写过一首诗,是写被唐玄宗抛弃的“梅妃”的。想到这个渊源,则我在1962年改编唱词《长生殿》放毒的行为,就不是偶然的了。

当我想到这些时,一方面想到革命群众要打倒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我是资产阶级培养起来,在新社会又未根本改造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又感到,我是受资产阶级教育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毒害极深的人,我不仅应该控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及其总代表刘少奇,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从这套黑枷锁下彻底解放出来。我坚决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也坚信自己不仅是愿意改造的,而且是可以改造的。你改造了,革命群众当然就不打倒你了。

这一周专政办公室(小韩)同志曾找我谈话。因时间关系,只能简明扼要地概括谈谈,没有涉及这些具体的思想活动。总的说来,经过两年半运动的实践,经过群众专政,特别是经过学习主席著作和党的政策,我更加相信群众,更加相信党,从而对自己终将为毛泽东思想所改造更加有信心。

以上汇报,请予指正。

  1969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