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刘仁同志并市委同志们：

这些日子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着由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艺所结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完全拥护并愿有机会用自己的全力投入这个伟大的斗争。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学术的主人，这个新时代的确已经到来了。我们应该为之欢欣鼓舞，只有那些牛鬼蛇神才会仇恨、咒骂。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进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我看了所有能够看到的报刊材料，对于工农兵群众对我的一切谴责，我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当的。如果我发现了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一定要跟他斗争到底。何况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他们是在我们的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过去黑暗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们当然要坚决地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许多工农兵作者几乎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目前斗争的焦点是“三家村黑帮”。这个责任全部应该由我来承当。因为我是负责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的，许多文章又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说有错误，那只有一条，就是你们错用了我，是我在工作中闯下了乱子，给了党和首都的荣誉带来了意外的严重损害。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这里只提几件事情。

从一九六〇年起，我们有三次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三次都受到批评，说我们是“贴标签”，“做广告”，“抬高自己”，“装门面”，因此是“庸俗化的作风”。这样，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曾经三起三落，组织有三批文章只登了一个头。

那个时候，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很大片面性，说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一定要求每个作家都照办，齐白石、梅兰芳，以及其他国宝，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时还大力提倡“挖掘传统”，“抢救传统”，看戏要看《盗魂灵》、《柴市节》、《十八扯》、《花田错》、《女吊》等等。有的说：“看戏不是上课”，“不学技巧很危险。”因此强调老专家要赶快教徒弟，而“不论什么流派”。

仔细查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的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至于西医的休克法，我确实听到过。有的青年医师揭露我瞎说《艾子后语》是医书，我在文章里没有说它是医书，它是笔记小说，我不过是联想到这个例子而加以引用。还有“巴戟天丸”、“丹参饮子”两个方子，我是说《古今图书集成》、《医部汇编》中“健忘”条下看到的，并非杜撰。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文中说到列宁用这个例子讽刺马赫派。我对好几个同志说，从杂文的观点来看，马派正好可以说成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派。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过去写的文章，近来查了一遍，已印未印的稿件，虽然不完全，但是，可以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这几天报上刊登的，我在《北京日报》座谈会上的谈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式上的讲话等等，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比如，我不止在《北京日报》座谈会上，而且在别的会上的讲话中，都一再地说；听党的话，我从来认为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不是我们这些人或者别的什么人可以把自己的话当做党的话，要大家听。而是要大家把我们说的话，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对照一下，哪些地方我们说错了，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大家就要提出批判。因此，我希望，那些记录应当好好地查对一下。

目前大家对我的揭露和批判越彻底越好。我首先表示热诚的欢迎。我诚恳地希望大家真正按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样去做，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我对自己的错误也越来越感到憎恶。我怎么就写起杂文呢？而且那么随便，顺手牵羊，东拉西扯，晚上一写，明天交稿，笔越写越滑溜，这样不犯错误才算怪咧！那两年我的确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截止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以前，我收到读者来信和编辑部反映的材料，一个劲地督促我多写，来往的许多同志也给我加油，有的还给我出题目。几个报刊编辑部都曾经来信约稿。这里边的教训真够深刻的了。

最初我没有想到自己的错误性质会这样严重。我约了吴晗和廖沫沙给“三家村”写稿，想不到就成了黑帮。这个期间报上批判的文章说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分子，是漏网的右派。现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说我是一个叛徒，我认为这是代表党对我所做的政治历史结论。

我应该说明的是，抗战前我两次被捕的情形，已有多次向党交代。我相信党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考察。第一次被捕时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敌人千方百计逼我供出张稼夫同志的关系，我说不知道，记不得了，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忘记他是哪里人。敌人终于没有法子。江西有一位女同志，原名黄月珂，她曾说我在看守所里跟她对质过，这不是事实。有一个叛徒曾经找她和我说降。我当时一言不发，她却大骂起来，说她家的田地财产都被红军抢光了，她恨死共产党了。我认为她不该为了掩护自己在敌人面前骂党。第二次被捕的最关键问题是敌人力逼我供出联系人来。当时我的联系人是刘子厚同志，我已事先把他护送回北京了，因此敌人捉到我就到头了。有一位施于民同志曾经跟我对质，我责问他毫无根据诬赖好人，后来他改口说他认错了人。

第一次被捕出来以后，我就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遇到季步飞、刘湘纹夫妇，他们是党派到福建人民政府工作的，我把被捕经过详细托他转报上级党组织，他说要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先参加工作，与他发生单线关系。后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我们的关系又断了。以后遇到刘子厚同志，我又把把全部经过向他报告，他说要负责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决定派我去苏北，绕路去开封了解情况，不料我又被捕了。

在太原见到黄敬同志的时候，以及到了晋察冀之后，我都一再地将两次被捕情况向党报告，在巩固党、整党、整风的几次运动中，我都写过详细报告，交给党审查。

因此，我过去并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自己一直认为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革命的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努力奋斗。

说我在反右派斗争中，是站在右派方面摇羽毛扇的，这一点，我过去也是不了解的。我写过《废弃“庸人政治”》的短文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这件事情我后来向乔木同志做了检讨，并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自我批评的稿子中交代过的。

人大学生林希翎闯到报社办公室，跟我只谈过一次话，当时《人民日报》的秘书也在场。我怎么也不会把她当做“最亲密的朋友”。

离开《人民日报》是我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就提出请求的，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尽力把工作坚持下来。后来决定调动工作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亲自召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肯定了过去成绩是主要的，乔木同志也到报社讲过一次话，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一致。

到北京市委来工作，同样是经过中央正式决定的。我不知道戚本禹同志写文章的时候，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还有林杰同志的文章中，提到我留别《人民日报》同志们的一首诗，他把其中一联解释错了。“屈指当知功与过”，是讲自己现在明白了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所在。“关心最是后争先”，是说明我最关心的是要使《人民日报》工作中的落后方面，赶快克服，争取成为先进。这和我离开报社时的讲话是一个意思。

但是，无论如何，我已被报上点名说是叛徒了，我的妻子、儿女痛斥了我，离开了我。当然，她们做得对。这些日子，她们已经为我受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我希望今后再不至于因为我而刺伤她们。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