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甫一结束，其负责人之一Peter Ripken被解雇，理由是他“一直未做好与图书展特邀嘉宾国——中国政府的协调工作”，以至于包括戴晴、北岭在内的多名被邀请在书展闭幕式上发言的中国异见人士在闭幕式当天吃了闭门羹，这显然和书展一向倡导的言论自由宗旨不符。但Peter Ripken的解释却是：不让中国异见人士在闭幕式上发言是德国外交部的意思。无论Peter Ripken究竟是不是德国外交部退出来的替罪羔羊，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件事另笔者想起了去年此时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劳改基金会吴弘达先生应某个非政府组织邀请，在某次晚宴上就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发言。然而就在晚宴前几小时，该组织给劳改基金会打来了电话：对不起，中国大使馆说如果吴弘达参加，他们就退出。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不愿得罪中国政府，因而只能让吴弘达先生“沉默”。

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却惊人地相似：在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上，西方民主社会竟是如此战战兢兢、毫无原则，竟都沦为了中国政府封杀不同声音的帮凶！有的西方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民主国家的“去民主化”（de-democratize）行为。显而易见，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其经济影响，逼迫民主国家在中共政权和普世的人权观之间两者择其一。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国家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选择牺牲良知、道德和人权价值观。这不能不说是民主社会的悲哀。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外界批评中国政府的西藏、新疆、人权等政策时，中国政府往往一派义正词严地反驳道：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而反观中国政府，对别国政府、非政府组织邀请哪些宾客参加一次活动都要指手画脚。到底是谁真正在干涉别国的内政，明眼人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