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另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一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象刘、邓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Q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彭真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彭真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彭真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那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彭氏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彭氏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

再退一步，就如你们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彭氏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彭真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彭真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究属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彭真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彭氏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彭真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彭氏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吧！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1964年9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彭真亲手炮制，刘少奇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 5％，“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有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1964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10％（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子、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象。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分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彭氏，所谓的彭氏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彭真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彭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夫讲话辩护呢！

修正主义分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亲手拟定了“二十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罗！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十三条中对待地富分子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分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禁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你是多么英明啊！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讲话吧：“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涛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刘少奇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刘少奇微笑地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刘少奇，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竟是站在那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彭真排成了头朝下，来个彭真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彭真可倒，刘少奇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当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彭真1964年9月已经喊过的，是刘少奇1966年8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1930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彭真集团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少奇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彭真执行的是形也没有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一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六期
1967年4月1日